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逆库兹涅茨化”问题:理论、原因与对策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要求产业结构的调整契合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违反这一要求的表现之一就是资源从生产率较高产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低产业部门,导致整体生产率下降,即产业结构调整出现"逆库兹涅茨化"问题。梳理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脉络,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中国"逆库兹涅茨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从城乡分割与服务业扩张两个理论视角,可以概括分析出引发产业结构"逆库兹涅茨化"风险的潜在原因,以提出防范"逆库兹涅茨化"的对策建议。     

上市公司重组对摘帽的影响分析——基于ST公司摘帽的证据

文章从重组的内部特征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摘帽进行了实证分析,弥补了学者常用的以重组外部效应来衡量摘帽效果的方法之不足。以1989年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391家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建构Logistic模型研究上市公司重组对摘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ST公司能否实现摘帽主要取决于重组类型、重组是否涉及关联交易、重组是否为同属管辖的重组特征,并与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资产负债率显著相关。     

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住房市场和家庭金融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的领域。从理论层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财富效应、资产多样化配置效应、住房价格风险效应、住房流动性风险效应和住房贷款效应。在实证层面,从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参与金融市场程度两个方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总体,以及对没有住房、拥有一套住房和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住房价格水平的上涨对我国家庭总体和拥有一套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负向影响;对没有住房的家庭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以上研究在住房价格水平不断变化的情形下,对优化我国家庭资产配置,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战略背景下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协调发展新机制探索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的重大战略之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并出台了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来自中央政府的正式制度供给,为破解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框架和具体的政策工具。本文基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顶层设计,深度剖析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面临的主要机制问题,探讨了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对破解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机制问题的作用,探索运用新的制度框架和政策工具,提出了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思考与建议。     

乡村振兴视角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入效应研究——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首先解决"钱从何来"的问题。由于"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与特殊性,政府公共财政支农资金须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但学界对公共财政支农支出对于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作用的观点分歧较大。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公共财政支农支出对于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然后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和分位数回归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考察期间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于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但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非对称性等特点;结构性财政视角下地方政府财政的三类支农支出发挥"挤入效应"的机理大致相同,但效应大小有别且各有优缺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挤入效应"的政策建议。     

如何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美国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分析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美国亚利桑那州经济遭遇严重衰退,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压力。1992年,亚利桑那州实施了产业集群战略,成功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复苏和转型,并使其成为之后十余年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通过对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战略的制定、调整和集群发展特征的深入分析发现,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的发展得益于科学的战略设计和以"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企业网络组织"为双驱动的发展模式,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只扮演着"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这对中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城市规划的深刻变革:基于规划二重性的研究

城市规划具有公共政策和空间的二重性,是公共政策性与空间性在一定框架下的耦合。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城市规划问题不仅表现为公共政策性的偏离,也表现为空间调控功能的失衡。随着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城市规划迫切需要变革。从规划的二重性看,城市规划变革,既要回归公共政策属性,更要还原其空间属性,做到政策性与空间性并重;要在规划的价值取向、调控功能、实现机制以及运作过程等方面进行深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