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量化考核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为例

社区工作者的量化考核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一种尝试,也是目标管理责任制在社区治理中的实践。加强我国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亟需创新社区考核体系,引入量化考核体系,明确社区工作者考核的目标、原则,结合社区工作实际,设计出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不能简单照搬其他领域的考核体系。在推行社区量化考核的同时,必须清楚其限度,预防其可能的“负功能”。     

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民族团结进步思想打造云南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民族问题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习近平同志长期、高度关注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对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建设一支有使命、敢担当、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云南发展的关键所在,需要从云南跨越式发展全局来思考和筹划,需要各级党委、政府、高校和社会共同发力,为云南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目标,完成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任务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和组织保障。     

论毒品的定义要素与授权列管原则

毒品的内涵定义与外延解释,是涉及法律明确性与适当性的重要问题.作为具有否定评价意义的毒品,其定义所涉及的要素是法律介入毒品管制的必要性前提以及为受法律约束的公民提供预测可能性的唯一手段.在毒品的定义当中,应当尽可能排除与毒品所引发法律介入的必要性无关的要素,保留最为直接的定义要件,而且这一定义原则应当可以普适性地衡量任一毒品,不能有所例外.在毒品定义的外延解释上,立法或授权立法也应根据毒品的定义内涵,在符合法律保留的原则之下,以适格的立法形式制定合理的规范.     

美国线人制度分析

线人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已有了上千年历史。文章从线人的招募、线人的日常管理、执法者的规范角度简单介绍美国的线人制度,通过美国线人制度的概览,以期了解美国对线人的使用和管理。     

政治秩序三维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

根据中国历史传统与具体国情,良好政治秩序与社会稳定大于自由、民主。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良好政治秩序夯筑于三个维度平衡基础上,即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他认为,中国拥有强大政府,实现次序也正确,但在改革中需要重视法治和负责制的补位。从中国国家治理来看,促进中国政治发展,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国家治理相统一。     

明代赵州东晋湖水利纠纷与法律介入——基于《赵州东晋湖志》的考察

随着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水利纠纷乃至纠纷的解决成为窥探各种社会力量展演的窗口。从法律的视角来看《赵州东晋湖志》中关于明代赵州东晋湖水利纠纷发生、发展及其解决情况,可以看到东晋湖水利纠纷是在当时法律框架下,通过诉讼这一法律途径寻求解决的。大量移民的进入及其引发的社会转变既是以东晋湖为代表的明代云南水利纠纷的根源,也是法律介入纠纷解决过程并不断得以强化的原因。法律介入以及地方对于法律介入的应对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明代云南的社会变迁,法律的介入与在地实践、强化,是东晋湖所处的赵州从边疆一个僻远的地方,逐渐转化为"成熟的内地"的推力之一。     

从域外到本土: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制度的历史与革新

公务员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须对其行政侵权行为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涉及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之后的追责(偿)问题,这可称之为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基于历史主义和比较分析的视野,发现规定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通行做法。但在域外行政赔偿责任的制度变迁中,各国在归责原则、责任实现和承担方式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结合我国的相关规范和学理争辩加以分析,我国通过行政追偿制度追究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的做法并不具有实效性,应当予以革新。我国应当继续以故意或重大过失作为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采取客观标准予以认定,并通过立法和案例双轨模式确定不同类型的赔偿责任,同时形成突破内部性的外部赔偿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