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在田野民族志和历史编纂学中，传记法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本文从分析林耀华的作品入手，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脉络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记法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中的潜力与可能性。本文将谱系法、个人生命史和社会生命论归纳为“传记法三角”。在（扩展）谱系法和社会结构论的基础上，生命传记法可以呈现一个或多个人的生命历史，作为大历史中的片段。不过，现象学路径有其自身的限度，不能离开对中央政权本身和总体结构的考察。在“时势”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呈现生命传记，才不会只是个体的故事，而有希望成为一种对中国“总体”社会生活的有力叙事方式。     

颠覆与虚无:莎剧《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中的主观性困境

本文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两剧主人公的性格，从主观性的角度入手，尝试分析麦克白与哈姆莱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缺陷如何造成其悲剧命运，并进一步揭示莎士比亚塑造这两个人物的现代性意义。麦克白受想象引发的欲望诱惑，犯下弑君罪行，在犯罪之后，又受同样源于想象的恐惧折磨，幻想掩盖罪行，确保安全，反而令自己的罪恶越发深重。麦克白用自己的行动不断颠覆现实，将自身放逐于自然秩序之外。哈姆莱特的困境在于，他用自己高度二元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来把握世界，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起思维与存在、本质与表象、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并在双方的对立冲突中令自己陷入虚无，从而无法完成报仇的使命。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两个人物，正是后来现代社会中高度主观抽象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布朗功能学派理论对林耀华东南宗族研究的影响

通过比较林耀华早期的经验研究和1936年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在燕京大学的讲学课程，发现了二者在社区研究等理论方面的相通之处。林耀华通过在东南宗族乡村作出的实地调查，发现宗族的社会学特点：宗族的经济功能基于血亲间的分工合作，其情感结构面向祖先和国家，是开放而又复合的。在面对市场时，宗族作为整体积极参与其中。在面对国家时，宗族接纳了国家的权力系统。宗族即是布朗所讲的“活”的功能体，具备适应现代化的能力。因此，林耀华一直坚持用宗族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单位。     

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

<正>时间:2015年11月2日地点: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大费孝通中心)240会议室王铭铭:感谢各位来参加这次研讨座谈会,请在座几位老师围绕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谈谈各自的看法。另外,今天是费老的生日,是他诞辰105周年,我们开这样一个会,也可以算是一种纪念。好些年前,我和硕士研究生张瑞将费老的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整理出来,在《社会人类学与比较文明研究通讯》第一期刊登。     

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

中共在建党初期就移植了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自身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艰难的调适过程。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准备在乡村组织暴动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类型，其领导的万安暴动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将中共党史、社会史以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组织史资料、忆述材料、地方史志、报刊等诸多史料，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背景与过程的考察，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为同时期的一系列中共党内组织事件提供了解读的逻辑。     

道德感与自然权利——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人性论与自然法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论者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将个体自然权利置于公共善之上。帕森斯认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将自利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政治强制来加以解决,从而避免了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对社会的摧毁。哈奇森通过对人性的重新理解来对霍布斯加以反驳,并指出人性中的道德感使人自然地就具有社会本性,并能自然地将人类的普遍利益作为公共善置于个人自然权利之上,政治社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求人类的普遍幸福。哈奇森关于道德感与自然权利的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年龄组的差异性分析

本文从年龄组差异的角度分析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客观健康状况等变量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并非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出下降趋势。其次，接受代际支持和给予代际支持都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对于不同年龄组来说，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的效果既有共同点也存在着差异。相似之处在于充足的经济支持对65－74岁、75－84岁和85岁及以上这三个年龄组老人的心理健康都是有利的。然而，更突出的是这三个年龄组之间的相异点：对于65－74岁这一组别而言，老人与子女之间的经济交换最为频繁。这种经济上的互惠提升了老人的积极情绪、抑制了消极情绪的产生。就75－84岁的老年人来说，子女在日常照料的作用表现的十分显著。和子女共同居住、在生病时由子女照料的老人表现出更少的消极情绪。至于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得到充足的情感支持对于提升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更为显著；最先和子女分享想法的老人有着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就现实状况来看，当父母逐渐衰老，作为子女，应当更加关注对父母的日常照护和情感关怀。尤其是对于这些高龄老人，他们对子女的情感态度更为敏感；子女提供的充足的情感支持对其心理健康有着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     

工会如何搞生产?——李立三、赖若愚的探讨及其启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工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教育工人恢复和发展生产。工会如何搞生产?这对当时的工会工作者来讲无疑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本文分别回顾了李立三和赖若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过程,并进一步指出了他们的探讨对于我们当前思考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些启示。     

就制定法与民俗习惯间张力论村治

本文以华北定县农村调查为基础,揭示出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是以权威性自治为主、依法自治为辅的混合型治理模式,要使农村社会实现从权威性自治向依法代表性自治的转换,关键就是要实现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的改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制定法与民俗习惯的各自利弊和相互间张力的分析,对如何用该张力去制定与民俗习惯和农村现实相适应的良法,从而实现这种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的转换,并最终影响村治的历史向度做出论证和阐述。     

从村民自治中透视转型期中国农村的公民权建设——以定县村民自治的权利调查为基础

本文采用在定县农村进行问卷调查取得实证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对村民自治中农村公民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之间的落差及对中国农村的公民权建设的剖析,揭示中国农村公民权的现状与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探索中国未来农村公民权建设的模式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