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生境与民族文化建构

民族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逐步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建构一种文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系统，文化的建构是以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为底本，以并存的社会生态系统为参照，文化这一信息系统不断偏离与回归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在世代延续过程中逐步认知、积累其成败的经验与教训，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起来。民族以文化为分野，不同民族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有差异，这就形成了民族生境的差异性，而民族生境的差异性也同样会建构出不同民族文化事实体系的差异性来。     

水土资源维护的失范与文化矫正研究

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人们都希望水土资源更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对水资源的维护其实在于实现人类自身的延续和发展,而优化水土资源的匹配使之适应于不同的需要,以及因地制宜地提高水土资源的利用价值,这是不同文化下各民族所共同期待的。但水土资源维护的目标与行为在各民族间出现偏离,进而会出现失范。这样的偏离与失范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失衡与生态危机。因此,对水土资源维护失范矫正的实质不是要另造水土资源,而是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保持水土资源固有结构的稳定,以确保人类的可持续利用。     

苗族生态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的价值

苗族麻山支系长期生息在喀斯特山区,因此积累了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经验和技能.20世纪中期,随着周边社会环境的巨变,麻山地区石漠化灾变日趋扩大,虽经多方救治,成效甚微.但全面剖析当前苗族的生计方式后发现,发掘和利用苗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据此,可望找到根治石漠化灾变的可行方法.     

中国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权利样态研究

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的各个民族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历史文化也存在差异,对权利的理解和要求必然有所不同。过去我国对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往往重点关注政治权利的发展,对经济等权利的发展重视不够;同时多强调民族权利的共性,对各民族之间的权利差异有意无意给予回避,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发育不良。随着社会的发展,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的权利意识必定增长,由此也会带来权利资源的严重短缺,并引发各民族之间的权利冲突。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具有特殊性,其权利也应有其特殊的内容,它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昌盛。     

“反抗”中的“认同”:治理视域下清代湘西苗疆之均田抗阻案

清代嘉庆初年,乾嘉"苗变"被"平息"后,傅鼐等在湘西苗疆全面推行"均田屯防",以此为苗疆治理之核心举措,维系苗疆秩序与稳定,但其"均屯"开展也遇到苗疆部分民众抗阻。清朝政府迅速"勘明"处置,保障湘西苗疆"均屯"全面完成。清代湘西苗疆的均田抗阻案反映了其时苗疆"边地"治理的实际情势、"国家"与"地方"力量互动的真实面相,更表现了苗疆民众逐渐形成一体的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     

传统生计的制度保障研究——以侗族稻作梯田建构为例

任何一种生计方式都有其特定的制度体系来支撑,侗族地区的稻作梯田建构是一项劳神费时的社会工程。如果没有可持续运行的制度性保障,梯田的建设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建成了也很难稳定运行,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的侗族集聚区的梯田建设就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当地的梯田建设制度,不仅维护了稻作梯田的规范使用,避免了使用权、所有权的纠纷,而且彰显了社区公益合作的人生价值,以为己利他的方式来保障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论元明清时期土司区贡赋与环境的兼容——以贵州及其毗连地带为中心

贵州省及其毗连地带地质结构复杂,生态系统多样。元明清时期,该区域土司进献给朝廷的贡赋大都为千姿百态的土特产品,这样的土产由于能与其生态环境、基层管理体制相互兼容,因此当地生态环境良好。其后随着西南边疆局势变化,朝廷在此推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导致贡赋类型、开发模式、基层管理体制的紊乱,无意中诱发了生态环境变迁。     

侗族鼓楼建筑象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通道侗族自治县阳烂村为个案分析

通过建筑人类学田野调查,对阳烂村侗族鼓楼立柱式结构、外部建筑空间语言形态以及鼓楼选择地点和朝向,作了"文化持有者"的"深度描述",并以详实的田野资料论证了阳烂村鼓楼建筑天人合一的宇宙自然法则和楼桥相映的"类生命意识"。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出路

纵观近两个世纪，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总在周期性重演。每次金融危机的成功应对无不是对发展方式作根本性的观念调整，并落实到社会经济运行当中。就上世纪20—30年代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美国而言，其成功的要诀在于罗斯福新政：为了遏制全球性的黑风暴生态灾害，美国动员数百万民众在西部植树种草，支持国家西部生态建设；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生态维护理念

人类已有的生态维护都是从具体文化出发所做出的。生态安全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文化规约下的不同民族对生态理念内涵的界定也因文化而异,以至于我们所今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也需从具体民族入手,对其传统生态知识进行发掘与整理,激发当各族人民对自己拥有的传统知识的自信,不断地提升该区域生态知识技能,充分地发挥该区域各民族生态知识价值,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