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羌族研究综述——以西南民族大学学人的著述为中心

自1951年建校以来经过70余年的积累,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成果体量庞大,且不乏精品,成为了羌族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之一。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可以划分为侧重点不一样的三个阶段：1951-1978年间以羌族社会历史调查为重心;1979-2008年间羌族研究多领域齐头并进;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以灾后羌族经济社会文化重建为重心。梳理这些过往研究之余,可以归纳出西南民族大学羌族研究的三个特点：紧扣时代话语,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坚守学理思考,经典论题的探讨不断深化;经过数十年的潜心治学,凝练出了西南民族大学羌族研究的优势领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不能以民族的边界画地为牢,要在区域视野下观察、思考羌族的社会与文化;更要自觉地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下从事羌族研究的知识生产。     

剖宫产行为的人类学研究——以川东G私立医院为例

近二十年来,我国孕产妇尤其是农村孕产妇主动选择导致的剖宫产率持续上升,私立医院成为实施剖宫产术最多的医院。公立医院严守着国家控制剖宫产率的管理规定,私立医院选择遵从"以病人为中心或主导"的医疗服务理念,孕产妇尤其是农村孕产妇为了回避传统观念强调的分娩之"痛苦"记忆而主动要求行剖宫产,这是当下生育文化中的一种突出现象。深入考察分娩方式选择变化的过程及其动因,可以看到人口流动、市场经济、医疗制度改革、生活方式变化以及年轻女性地位提升、价值追求变化等诸多因素在发挥着综合作用。同时,分娩方式变化这一现象所呈现出来的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女性生育模式从顺其自然走向自主选择、从被动接受转变为强调自我权力实现、由他者主导到自我决定的转变,公立医院对规则的严守,私立医院对管理规定的巧妙规避等,充分展现了内涵于急剧变迁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复杂现象和动因,揭示社会变迁中各种外显或内隐现象的深层次含义和本质,有助于更好地认知变化,处理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各种利益诉求。     

青藏高原"牧民定居"的中西方比较研究与写文化

本文围绕国内外学界对青藏高原游牧地区“牧民定居”工程的讨论，按年代顺序对上个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藏族游牧地区“牧民定居”及游牧社会文化研究的主要著述进行了梳理、述评和比较。文章认为，老一辈研究者对藏族游牧地区社会文化的论著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极具开拓意义。最近十几年来的论著则主要围绕“草场承包”“生态移民”“牧民定居”等政策，实施以来的相关牧民社会文化变迁等，在论文数量和研究范围方面有了大幅的提高，研究人员俱增，但专门著作与反思性文章相对缺乏。就“牧民定居”研究来说，由于受调研地海拔较高、交通不便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和调查者自身语言、时间、刻板印象等主观因素的限制，很多研究未能深入。因而进一步指出，要做好“牧民定居”研究就必须了解和结合整个青藏高原游牧地区的社会文化，并进行长时期的参与观察研究。     

凉山彝族婚嫁“高额彩礼”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婚嫁彩礼持续走高,特别近10年来,婚嫁彩礼已经变异为“高额彩礼”。课题组自2018年至2022年,以凉山彝族“高额彩礼”为研究对象,探究“高额彩礼”的性质、形成的原因和带来的社会问题;我们认为 “高额彩礼”阻碍凉山社会经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凉山急需进行一场彻底的移风易俗洗礼,使彩礼不再“高额”,让彝族青年走出“婚嫁漩涡”,形成崇尚文明新风、抵制陈规陋习的社会风气,助力脱贫致富奔小康。     

“两个大局”视角下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推进中,全面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高校肩负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勇担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且责无旁贷。"两个大局"的宏观时代背景让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一定的现实挑战,但也带来大的历史机遇。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其坚守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战胜潜在风险的必然要求,更是围绕"立德树人"目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接班人的社会需求,应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面向全体学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理论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等方面,铸牢当代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岷江上游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考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起于近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其萌芽则可以追溯至更早的历史时期。从明清以来到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岷江上游地区的一些事件蕴含着延续性,将之串联起来考察,恰能梳理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族群边缘区域由萌芽到生成的历程。清乾隆十年,三齐三十六寨“脱土归州”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萌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留存在一些藏羌村寨的“辫子坟”,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破土而出;20世纪30年代,由土司蜕变为红军战士的安登榜之生命史,是数以千计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的典范,他们以实际行动助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嫩芽长成“树苗”;1951-1955年间,少数民族民众竭力支援成阿公路修筑,他们的经历将单个的村寨、人群自然而然地与宏大的国家、共同体融为了一体。至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岷江上游地区茁壮成长为“树木”。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开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探索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从早期对“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到如今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在多个层次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坚守人民立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实现民族的全面发展,同时尊重自然发展规律以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基础,把握时代主题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和谐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历史面貌,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有力的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与完善是坚实的制度根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给予了丰厚的物质保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的同时把握历史主动的成果,使中华民族跳出了“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     

史诗演述的仪式效力与知识共享：对彝族诺苏支系“勒俄”口头表演的民族志研究

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叙事和仪式话语的关联性分析视角以及雅柯布森的文化翻译理论,本文探究了史诗演述的公共仪式性特征。通过在四川省美姑县进行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发现彝族诺苏支系的“勒俄”史诗演述在祭祖送灵仪式中为人类的起源、语言分化和谱系文化建构的稳定转化提供了一个基于口头表演和社会互动的文化翻译过程,也因此史诗演述者能够以社会建设性的方式来引导、阐释和确立社会宇宙时空的秩序更新,并基于仪式参与公众所理解和共享的听觉文化渠道来唤醒和调度整个仪式的赋灵效力。本文通过对史诗演述事件的分析,发展了“史诗演述人-仪式主人家（及家族亡灵）-仪式参与公众”的分析模型来理解神话和起源叙事所凝聚的知识、智慧、记忆、情感等社会价值;指出以感官和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能够拓展对仪式沟通、口头表演和日常语言之关联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