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元朝时期的蒙藏民族关系

蒙古族与藏族在历史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西藏在蒙古统治时期正式纳入中央管理,而蒙古统治阶层也对藏传佛教的发扬光大贡献颇多。因此,研究蒙藏民族关系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两个民族的历史事件,具有深刻的意义。     

“哲堪孜松”与1956年十四世达赖访印

"哲堪孜松"成立的首要任务是争取达赖出逃,1956年印度举办佛教大会就被视为千载难逢的契机,同时,印度政府不甘心失去对中国西藏地方的影响力,于是印度政府开始与"哲堪孜松"合作邀请达赖访印。最终中国政府的同意成为达赖访印成行的关键,但此事件后果严重,亦影响到其后西藏的政局走向。     

不丹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

不丹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对尼泊尔族实行了强制同化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尼泊尔族人的反抗,产生了不丹反政府武装组织,他们借助民族问题不断进行恐怖活动。不丹政府镇压这些反政府武装组织,迫使不丹境内大量的尼泊尔族人流亡到尼泊尔成为难民。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经过多方努力,不丹的民族问题仍然难以解决。不丹的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也成为国际社会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我国应该吸取不丹民族问题国际化的教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     

“仁义内外”再辨

先秦"仁义内外"之辨在不同文本中讨论的问题有所不同,字词意涵也有别。楚简《六德》篇与《礼记·丧服四制》的"仁义内外"之辨,讨论的是不同领域、身份的主导原则问题,而不是如庞朴所言的"仁、义二德的适用范围问题",其"内外"指家族之"内外"。吿子的"仁内义外"说讨论的则是仁(爱)与义(敬)的根据和原因问题,其"内外"指我(身)之内外。吿子认为爱(仁)的根据在我,敬(义)的根据则在对象。     

中西方体育精神的差异及其文化根源

中西方文化由于自然环境及人种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则加剧了这一差异。通过对中西方体育精神不同特点的分析探寻其各自的文化根源,以丰富与发展本民族文化,进而为促进文化多样性作出贡献。通过对具体体育活动项目的考察,可以发现中西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呈现出内在性和超越性的不同面貌。探究其文化根源,认为恢复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从当代视野看，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     

和平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上层统战工作探析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对上层的统战工作是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亲帝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开展对西藏上层的统战工作的,其统战工作的性质是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结合当时西藏地方特殊的形势,中央把西藏上层统战工作的地位定性为"压倒一切",是重中之重,群众工作只能服从于统战工作。中央对西藏上层统战工作的特点是"统战上层,影响下层",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统战实践,较好地协调了"统战上层"和"影响群众"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党对西藏上层的统战工作成效显著,不仅争取到了上层的支持,完成了反帝的任务,而且还改善了军民关系,启发了下层群众的阶级觉悟,增进了下层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使西藏社会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为民主改革奠定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王”抑或“霸”——孟子“王道”学说之悖论

孟子的教导只能造就霸者,不能造就王者,这是孟子王道学说的悖论之所在。王霸之辨在于君主心术之辨,"王道之成"以君主的"王者之心"为基础,但造就"王者之心"却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孟子与诸侯对话时非常注意修辞,诉诸的根本不是君主的"不忍人之心",而是君主的"利心",试图用"利"或"无敌""王天下"来打动时君。孟子的教导不但不能在现实的君主身上造就"王者之心",而且只会诱导出"霸者之心",这就不免与他的王道理想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