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15-18世纪广西梧州的秩序控制、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

15-18世纪，广西梧州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重镇”的社会变迁。正统年间，大藤峡瑶乱日益严重，开启了梧州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景泰、天顺年间，动乱愈演愈烈，为统一事权、协调资源，成化六年，两广总督开府常驻梧州。此后，梧州军政建设不断加强，并成为岭南军事重镇。明后期，随着地方秩序的逐渐稳定，梧州军事地位日益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重视，开始向商业城镇过渡。清前中期，梧州山区得到大力开发，米粮、食盐等传统贸易亦保持兴盛，逐渐形成以苍梧戎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至18世纪，梧州成为商业重镇，社会风气亦渐趋奢华。梧州个案表明，边疆重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秩序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山区经济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边疆也相应地经历了历史嬗变过程。"天下"表达盈缩的思想观念,对中国陆地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需要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的解读。"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边疆特色和显著的历史特点。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和内在规定性。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行动者视角：援非医疗队制度与实践的边界

援非医疗队是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界关注焦点，但对其跨文化实践的研究仍方兴未艾。援非医疗队作为重要的跨文化实践主体，其行动意义在制度与实践层面都充满复杂性。特别是在微观实践中，援非医生的实践边界具有模糊性，不仅嵌入到中非历史、双边国家援助制度、援助国职业生态等要素之中，更因他们的主体性表达使实践边界超越了某单一属性，呈流动特质。也因医者仁心的多元意涵使其意义超越了援助本身，进而凸显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实践意义。     

论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的特殊性

东汉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边疆经略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汉对南部边疆南蛮和西南夷的积极经略与北部边疆的消极防守形成强烈反差，在处理南部边疆事务时往往态度坚决、果断，手段也比较强硬。东汉之所以对南部边疆特殊关照，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部边疆战略地位提高，统治者经略南部边疆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且南部用兵相对规模较小、持续时间短，不会伤及东汉根本。     

边疆人类学概述

人类学家关于边疆和边界的研究包括将内涵和认同层面存在差异的各个世界分离和联系起来的文化边疆，标示出地理空间的边疆以及形塑社会关系秩序和界定“社群”（community）成员资格的边疆。这些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常常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边疆人类学。目前，社会科学已经逐步将对边疆关注的焦点聚集到其关系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不再将其视为政治边缘，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也是人类学长期坚持的一种探索路径。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至少包括三种形态:必然态、应然态和实然态。迈向法治化是"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必然趋势;法治保驾护航下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一元单一到多元综合的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型塑法治领导方式、依法约束和保障权力行使,建立法学人才智库为深化边疆治理法治化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全民守法精神意蕴下的法治意识逐步显现、通过法治凝聚边疆民族之国家认同,构建法治治理方式下新型民族权利义务关系是法治化趋势下边疆治理的应然状态;治理评估是边疆治理法治新常态基础上的实然效果面向。三种状态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