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功能学派理论对林耀华东南宗族研究的影响

通过比较林耀华早期的经验研究和1936年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在燕京大学的讲学课程，发现了二者在社区研究等理论方面的相通之处。林耀华通过在东南宗族乡村作出的实地调查，发现宗族的社会学特点：宗族的经济功能基于血亲间的分工合作，其情感结构面向祖先和国家，是开放而又复合的。在面对市场时，宗族作为整体积极参与其中。在面对国家时，宗族接纳了国家的权力系统。宗族即是布朗所讲的“活”的功能体，具备适应现代化的能力。因此，林耀华一直坚持用宗族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单位。     

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的关系——以“幕藩体制”和“家族国家观”为中心

家作为日本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日本的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江户时代建立的"幕藩体制"以及昭和时代的"家族国家观"为中心,试讨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得出日本的政治统治是以家作为其统治基础,家与日本政治统治紧密相连是日本家的特点。     

朱熹为重建家族制度进行的合理性辩护

朱熹在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同时,着手重建家族制度。为了完成这一社会实践任务,朱熹从三个方面对重建家族进行了合理性辩护:其一,从天人一体的本体论高度,论证天下一家理想社会的合理性;其二,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要求每个家庭成员以事天的虔诚与恭敬孝敬家长,从而为家族建设提供情感依据;其三,从生死观的角度讨论孝亲的合理性,以及重建家族制度对于每个家庭成员而言的终极意义。     

“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家族制度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结论认为，家族制度约束力的三个部分：宗族势力、婚嫁模式和传宗接代观念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嫁模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程度最高。     

透视《狂人日记》中的“吃人”

“吃人”是《狂人日记》的一个核心话题，也是一个极端的论断。吃人是悲哀的现实，又是普遍的事实。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是吃人的罪魁祸首，它吃了人，人又吃人；它直接吃人的灵魂，间接吃人的肉体。     

振聋发聩的一声春雷——论《狂人日记》的文化价值

八十多年来，研究《狂人日记》的文章汗牛充栋。该文从文化方位对狂人的文化性格、小说的文化价值和表现特征进行新的探讨，对鲁迅在“五四”前夜所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有柳暗花明的领悟和新的阐释     

中国家族企业领导权代际传承问题研究

由于家族企业传承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西方家族企业理论中将传承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重中之重是继任问题,故理论研究中甚至有将家族企业继承直接等同于继任的。继任涉及很多问题,本文仅对中国家族企业子承父业的性别与血缘因素进行     

浅论赛珍珠对中国家族制度的赞许

本文从中西文化对家族制度的不同观念切入,探讨赛珍珠对中国数世同堂家庭模式持赞许态度的深层原因,并以近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和现实例证,对责难赛珍珠这一观点的种种说法,逐条予以辨析、反驳。     

战后日本家族制度的改革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经济领域迅达实现了近代化，但是社会改革却明显滞后。近代日本的家族制度基本上继承了封建传统，在近代化过程中影响甚广。它在政治上助长了天皇专制主义，家族制度的延伸与扩大，导致日本特有的国家主义泛滥成灾，在经济上造成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畸形发展，是滋生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土壤。因此，对家族制度进行改革，是战后民主改革的重要任务。通过战后民主改革和新瓦法的制定，废除了封建家族制度，否定了“家”对个人的合法控制，使家庭逐渐向民主化转变，自幕府时代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迅速瓦解，从而痛苦而又艰难地完成了本来在明治维新时就应该完成的社会近代化的任务。     

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

相同文化背景所蕴含的伦理动因(亦即“同质的伦理动因”)在对家族企业发展的作用中也存在着差异,尤以同处儒家家族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日家族企业在其伦理动因上的差异最为明显。而这个差异主要又是基于中日家族制度存在的区别和对儒家家族主义的不同解读所造成,使其儒家家族主义在作为中日家族企业的伦理动因上,表现出不同的情形。在中国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在日本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从而对两国的家族企业繁衍带来不同的影响,前者往往“长不大”或“富不过三”,后者往往则反之。通过对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有助于我们对此现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