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国际比较文学的新格局：中国学者的贡献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当代传人佛朗哥前几年在一本新著中提出，当今比较文学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跨学科研究：其一是文学与科学，其二是文学与其他艺术。他在结论中呼唤一种比较美学的诞生。显然，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最保守的法国学派学者也认识到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并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十多年前曾认为，比较文学学科“扮演的是为乐团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但最近十年报告的主持人海斯却没有对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现状给予高度的评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者在致力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跨界比较研究的同时，却在科技人文的跨界研究中反应迟钝，且著述不多。这与人文学者所受到的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训练不足有很大关系。这正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新文科视域下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并发挥领军作用的一个极好机遇，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已经而且将继续为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个“历史决议”坚持用发展与辩证的观点看历史，坚持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问题，尊重历史发展整体性和连贯性，注重分析历史联系，揭示其内在规律。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党史研究者不仅要以“决议”的基本结论为指导思想，更要遵循其分析与总结历史问题的原则与方法。     

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下海洋经济统计核算的综述

海洋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研究,是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及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研究的关键基础工作,对于夯实我国海洋经济数据基础、综合客观反映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海洋经济的概念内涵出发,系统梳理海洋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的演变历程,深入解析了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指标体系构成,并对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方法进行了重点剖析,以期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下我国海洋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的优化和完善。     

博济医院研究综述

博济医院是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文章简要回顾和述评了近百年来中外关于博济医院的研究成果，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提出未来可进一步填补空白之处，为推动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参考。     

时间银行模式在社区互助服务中应用现状及展望——基于行动研究视角的比较分析

时间银行作为社区互助服务激励的一种实践模式,在社会治理体制背景下,受学者关注程度有增无减,研究方法多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和调查法,对时间银行社区互助运作模式的现状、困境及模式建构缺乏深度观测与研究.安徽各地时间银行在运作主体、参与主体、运作方式上积累了探索经验,且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推行效力,但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运作机制不完善仍是实践难题.从时间银行模式推广的实践框架看,应增强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社区服务专业化,切实发挥时间银行模式提高社区互助服务参与的可能性和广泛性.     

指向核心素养下的德育教育与校园欺凌并重的构建研究

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行为是一种带有故意伤害成分的行为。这种行为会严重的影响到被欺凌者的身心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各地学校校园欺凌行为频发,甚至有些事件情节恶劣,给社会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和影响。社会也越来越关注此类问题。究其原因,跟学生自身的个性特点和身心健康的发展教育脱离不了关系。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