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文化治边”之举措——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依靠清王朝授予的诰敕、号纸、印信等信物取得合法统治权之后，他们通过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浸润，采取多种举措体现自己的权力象征，以实现“文化治边”的目标。具体而言，“文化治边”举措有四：一是在物质文化方面，土司衙署的建立；二是在制度文化方面，印信号纸的获得；三是在行为文化方面，土司法令的施行；四是在精神文化方面，表征系统、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权力结构的建立。《滇事杂档》相关史料中以文治和教化等文化权力表征体系来治理滇南土司地区的思想，既是对清代中期官僚政治的认识与理解，又是对道光年间土司文化治权的阐述和诠释。     

士人与山川——从《容美纪游》看传统士人的山川观念

《容美纪游》是一本创作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游记作品,记录了作者顾彩在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前往湖北西部、今土家族分布区的容美土司地旅行五个多月的经历。顾彩心中的容美,既是野蛮地,又是桃花源,同时还是一个仙居地。顾彩对容美土司的三重印象,正是他应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产物,寄托了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顾彩的容美之旅,反映出以顾彩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士人的一种山川观念。此类山川观念,实际是中国儒家士人中久存的一个传统。在＂士志于道＂的追寻中,山川之地成为了对自身社会的一个超越,成为一个＂求道＂之地。在现今鄂西地区的土家族历史或地方史研究中,《容美纪游》被视为唯一揭示清代改土归流之前鄂西地方政治、社会、地理历史面貌的史籍资料,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Eight Issues that Should be Noted with Regard to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Tusi System and Tusi Culture

Concern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tu￣si( Native official) system and tusi culture,there are not only blank and obscure areas, but also prob￣lems and misunderstandings.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se issue...     

土司学面对申报世界遗产的研究取向

申报世界遗产是近二三十年出现的新事物,中国在这方面已积累丰富经验,为土司遗产申遗创造了良好条件。土司遗产申遗,最关键的是能从遗产本身发现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在找寻突出的普遍价值过程中,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的盲点如＂土司＂一词语境不清等被呈现出来。正因为此,土司学有必要加快与国内外致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社会治理研究的各学科对接的进程,以广泛分布于此＂土司区＂为视点解决土司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以服务于土司遗产申遗以及当今的国家与社会。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的形成与终结

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设立之初，其辖区与经制州各有畛域，互不侵犯，即所谓“蛮不出峒，汉不过境”，土司政区的地理沿革相对稳定，大多沿袭传统地域。但随着明代后期中央王朝与西南边地民族关系的紧张及其土司之间土地的侵夺，土司辖区时有扩张与盈缩；土司政区的起源与形成有三种，世袭领地、朝廷赐封与战争扩张。明清时期西南的强势土司大多侵占吞并周邻地盘形成领地纠纷。如明代播州、容美、酉阳土司甚至公然侵夺卫所屯堡。土司之间的领地纠纷往往由地方经制州长官的仲裁与调整，而土司的领地扩张与领地纠纷引起的民族地区冲突也是明季至清代前期中央王朝大规模施行“改土归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彝族土司治理权的近代变化

彝族土司存在了七百多年，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土司。梳理近代彝族土司在彝区治理权的变化，结合奏折御批、凉山碑刻、清代凉山历史档案以及民间口述史料来研究彝族土司的的地方治理，更能客观地展示其治理权变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可见彝族土司职权的国家依赖性，权利变化受制于中央, 并且始终与黑彝存在利益博弈，其社会治理权在国家统一与国家动乱时，有着极大的不同。国家政权稳定，彝族土司治理权稳定并得到加强；同样，当国家出现危机，土司权利也受到威胁。近代彝族土司权利变化正好与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时的权力的变化相对应。     

乌江流域土司碑刻的史地学考察

明清时期的乌江流域为川、黔少数民族聚集区，有一定数量涉及土司历史纪事的碑刻保存至今，对研究西南土司制度及其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首先这些土司碑刻纪事具有早于正史记载的先前性与地方性，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与传世文献记载多可互为印证，同时又可补充正史文献记载的阙略。其次，乌江流域土司碑刻为研究西南土司历史地理问题提供了不少实证资料，对于探讨西南民族地区政区的早期状况、政区调整变迁、汉夷畛域纠纷及其解决等有一定认知意义。同时，乌江流域土司碑刻对黔、滇古代方国地理多有考证，其学术价值值得重视。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应注意的八个问题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不仅存在诸多空白和盲区,而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诸如土司制度具体内容、土司制度运行机制、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土司地区风俗习惯、土司制度史料整理、土司文化保护与利用、土司问题研究方法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重视,将会对土司问题研究及“土司学”的构建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