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来自重庆37个县(区)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基于2000—2016年重庆37个县（区）面板数据，使用序列DEA方法测算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考察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2000—2016年间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2007年后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明显，并且重庆市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其次，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研究还发现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调整和优化我国社会结构的机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而社会结构却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社会结构基本呈现亚稳态特征。当今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优化调整社会结构。     

基于TOPSIS模型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为评价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湖南省14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只有省会长沙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湖南省14个市州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长沙市,第二类为株洲和湘潭,第三类为岳阳、常德、邵阳等11个市州。根据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兼顾公平,促进各市州的协调发展;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大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环境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镇改市”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与改革进路

“镇改市”是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也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基层行政区划改革做出的有益尝试。以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为目标指向,通过激活中小城市的发展“命脉”,改变单纯依靠经济推动乡镇发展的路径依赖,实现“农民城”向新型城镇的跨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探索。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缺位的行政规划设计、有限的乡镇管理能力、被异化的政绩观念、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以及市民文化普及不到位等,对“镇改市”的推进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成为“镇改市”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化解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技术的支持和法治的保障,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为“镇改市”改革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组织化实践

不同于既有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中的宏观制度主义视角,也区别于单一组织微观实践路径的研究取向,文章基于粤南沙镇的实地调研经验,总结提炼出“半正式组织”这一新型实践类型,有助于弥合既有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鸿沟。“半正式组织”是对现代组织“正式与非正式”二元对立框架的尝试性超越,在组织结构、成员关系、资源链接方式等方面均呈现新特征,其形成机制可概括为党建引领、组织挂靠与领袖吸纳。“半正式组织”的实践功效表现为助推农民工在流入地提升经济机会,增强政治参与,链接公共服务,扩展群体社会交往,因而成为现阶段有限制度供给和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不均衡情境下,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路径。     

人口流动与迁移对城市收入分配的影响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与迁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从长期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城市化发展,但从短期看则加剧了城市收入分配的分化,甚至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为此,应建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城市综合公共政策体系,将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政策关注范畴,将城市公共福利水平作为考量政府执政能力的依据.     

城市化:西北地区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一个视角

中国西北地区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城市化问题。本文以城市化为研究视角,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化对西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由此认为城市是带动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城市化是西北各民族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Brexit,Global Cities,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The emergence and role of global cities provide a rubric by which we can understand Brexit and illuminate the present tensions between those who favor open economic policies and those who favor closed economic policies. Economic inequality, political disenfranchisement, and social exclusion at the regional level are now driving a fresh interrogation of the relatively open world order that requires global cities—sites densely populated with institutions necessary for orchestrating global economic activity. While questions about the legitimacy of economic openness may undermine the economic output, political power,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global cities, those same cities may, if they harness economic output for broader regional benefits,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of an alternative and newly legitimate open world order.     

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及路径创新——基于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的调研分析

城镇化是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探索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创新路径，对于加速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转变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实现社会安定团结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在对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现状描述的基础之上，归纳概括出城镇化运行的四大矛盾；并全面总结出旅游产业带动型、工业发展助推型、边境贸易推动型、草原牧业发展型四大类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通过构建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愿景框架，结合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最终提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城镇化的生态文明建设，强化产城融合，持续释放城镇化的发展活力，深化制度改革，实现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及保持文化传承，不断彰显城镇化的民族特色等城镇化发展的创新路径。     

明清以来的市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因缘

本文致力于厘清关于市镇研究的理论传统，对明清以来市镇的演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从经济层面看，市镇是连接地方性市场和世界体系的节点，并越来越具有超层级、跨区域和金融化的特点；从社会层面看，市镇是有层级、有组织的，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政治层面看，它是地方自治化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着力点。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性质是市镇的本质特征。社会学对于市镇的研究必须将其看作一种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在对生命体验、生活智慧、伦理道德、乡风民俗等民情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的前提下，考察其与具体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