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工作的行动策略——以上海李琴人民调解工作室为例

人民调解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纠纷化解的一种重要机制,被国际誉为“东方一枝花”和“东方经验”.李琴人民调解工作室成立于2003年,是上海市第一家以首席人民调解员的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该工作室主要解决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居民社区中的民间纠纷,同时还专司疑难、复杂和跨地区、跨单位民间纠纷的化解,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纠纷解决的行动策略.     

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的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

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程度的现状,从成年妇女文盲率较高、女童辍学情况严重、妇女接受培训机会较少和妇女整体素质偏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开发西北少数民族妇女人力资源的具体对策。     

合作主义模式下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合作主义模式下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民间组织具有合作主义的体制基础,正处在国家合作主义向社会合作主义的过渡阶段。合作主义模式下国家和民间组织之间是一种互惠、协商、合作的关系,民间组织不但是国家整合社会利益的管道,而且国家也透过民间组织汲取社会资源,在双方的互动与合作下相互适应、相互增权、共同成长达到国富民强的双赢目标。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化进程分析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向西方社会管理制度模仿学习的阶段到适应自身社会发展的阶段,中国独特的制度化环境营造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合法性机制,并在实践领域中开拓了一系列组织创新机制.     

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基于甘肃省兰州市的调研数据,从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态度、参加社会保险和接受社会援助情况等方面分析了甘肃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发现农民工在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存在短板,农民工并未纳入城市救助体系,政府在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不足。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社会福利多元参与等方面探讨了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法团主义：社会组织发展的合理路径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社会组织发展相应的政策法规还没有及时出台,造成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社会地位不高、行政色彩过重等问题。以法团主义视角,分析法团主义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适用性,并应用法团主义理论为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妇联组织横向合作网络的建构

探索妇联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是妇联参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要求。以往的妇联组织体系注重纵向层级体系的建设,忽视横向、开放、柔性的与其他社会妇女组织合作的网络建设。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协同的主要主体之一,在社会资本和网络的视角下,妇联组织的横向网络建构有助于提升妇联组织专业性、服务性和社会性,拓展社会服务的空间;是官办社团转型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组织增强主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是多组织合作,共同发展,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1980～2010年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范式综述

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图景,发现:马克思主义民族教育思想是中国民族教育政策制订的指导思想,强调国家统一和爱国主义。多元文化教育范式在中国体现为多元一体化教育。民族认同研究范式强调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地区教育不均衡发展研究范式认为,在中国,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阶层差别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要远远显著于族群差别。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质量研究范式从教育学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这些研究范式充分反映了30年来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教育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家在不断改进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旨在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