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屋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其对内地的启示

香港公屋政策先后经历了应对和规划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政府为消除房荒而兴建徙置大厦和廉租屋,后一阶段可分为前后相继的政府主办和政府主导两个时期。在政府作用定位、社会力量协同、公屋发展动力、公屋建设质量及公屋社区建设等方面,香港的做法都值得内地参考和借鉴。     

香港公屋管理出现的问题及对内地的启示

基于对香港公屋管理的研究,首先分析了香港在公屋对象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公屋的后续管理与维护和公屋社区建设等方面出现的问题;然后针对内地保障房管理,提出了建立严格的资产和收入审核制度、服务为导向的专业化物业管理制度、政府主导和居民参与相结合的社区管理制度等建议.     

地方性知识:寻求城市消费型生态危机的治理之路

我国改革开放较为明晰地表现为两大运作路径:城市化和工业化,通过工业化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亦为工业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现载体。然而,现行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囿于技术理性泥潭,无法自拔,虽带来巨大的建设成果,却也陷入了生态环境普遍性恶化的窘境。因此,如何对城市生态问题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杨华锋博士、刘祖云教授以地方性知识在传统社区所表现出来的生态价值为分析视角,探寻了遏制消费型生态危机、塑造和谐城市的不竭源动力。余敏江副教授从利益视角出发,探讨了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及其消极影响。施从美副教授则从政府购买生态公共服务视角,探讨了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失灵及化解之策。沈承诚讲师从理念、利益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了都市圈区域生态治理失灵的根源,并探讨了应对之策。上述论文成果虽存在视角和知识结构的局限,部分观点亦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作者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城市生态问题的治理研究方兴未艾,希望更多学者积极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我国传统行政伦理现代转换的三重指向

当代行政伦理建设既要寻求传统文化的内源性支持,又要借鉴外部的先进理念,同时还须立足于时代境遇,探索内源支持与外部借鉴的有机结合。因此,实现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转换,需要从三个视阈展开:一是从"仁政"到"善治"的价值观念型塑;二是从"礼治"到"法治"的治理模式变迁;三是从"德治"到"德制"的实践路径重构。     

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来源比较——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比较研究之一

香港与内地残障群体社会支持来源比较表明:在社会层面,香港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社会服务体系,而内地是政府主导且政府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在社区层面,香港是以社区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而内地是以社区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在家庭层面,两地家庭同是残障服务的主体,但内地家庭负担更重;在个人层面,香港既有社工专业又有社工职业,而内地只有社工专业而没有社工职业.香港与内地残障服务的差别给内地残障事业和残障服务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启示.     

生态行政学:理论源流、分化及其困顿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政府和公民迫切需要行动起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在反思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具有后现代情境的生态主义为生态行政理论提供了实践理性的基础.生态政治的核心价值和现实偏向以及行政生态理论的历史发展,均催化着生态行政理论的萌芽.由于概念认定和价值趋向的差异,以及范式转换和治理领域悖论的存在,生态行政研究亦呈现出分化、多元化与发展的困顿.生态行政理论应在整体性与共生性的原则下着力提升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和必要的多样性,以应对环境领域日益严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提高政府效率：理论、困境与出路

对于行政效率的研究,西方的古典行政学走过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为此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学在行政效率的研究上呈现出三个新的动向。以西方的理论观照中国的行政效率,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效率问题的存在及其困境;对于提高政府效率,可以从政府体制与机制创新、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三个层面上作出努力。     

权力资源与社会分层:一项对中国中部城市的社会分层研究

此项研究分别从权力资源与主观声望地位、权力资源与客观经济回报两个方面考察了权力资源与社会分层的关系,验证了笔者关于权力资源影响社会分层的理论假设,并从中获得一些发现。     

论影响政府效率的行政文化形态

行政文化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深层次因素,对行政效率具有特殊的影响。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目前,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消极意义的行政文化形态,它的经济学意义就是政府效率的丧失。建设积极的行政文化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具体从3个方面着手,即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