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研究

1832年至1851年由美国传教士发行的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中国研究作品,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的各个方面,在西方学术界重新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作品,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考察19世纪中期来华西方人士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认识.通过这些作品,作者们向其西方读者展示了这个古老的、封闭的东方大国人民的性格,塑造了一个以偶像崇拜和迷信为主要精神特征的民族的形象.这无疑是一种消极的形象,反映了当时西方各界对中国人的基本看法.联系到自18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方对中国认识与评价的根本性转折,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丛报>的研究、观察和评论是这一长期趋势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西方学术文化界正在建构中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网络在中国本土的一个节点.     

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

在容闳之前，也曾有一些中国人到西方的各类学校学习。但长期在美国接受正规教育，并在美国著名大学（耶鲁大学）取得学位，当首推容闳。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我们对容闳的生平和思想难以有深人细致的研究，对他留学之前的情况，所知更为有限。本文试图对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的具体情形，在笔者所可接触到的资料条件下，作尽可能全面的探讨，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考察容闳留学之前所受到的教育，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正。1834年8月，在广州和澳门前后活动了27年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去世。不久．“他在广州和澳门的朋友”即有成立以他的名字…     

罗孝全索赔事件及其影响

1847年5月，罗孝全在广州的住所和教堂失窃。这本是一个普通的治安事件，但在处理时却升格为关乎条约权利的交涉，因为其所失财物的索赔对象不是偷盗者而是中国政府。罗孝全的索赔要求经过长达11年的争论，经过几任美国公使的努力后，最终由新的不平等条约予以满足。这是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政治势力相互利用、攫取侵华权益的典型事例。本文对这一国内学界未见讨论的事件的发生、交涉过程及其影响等进行了阐述。     

谢卫楼与晚清西学输入

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是美国公理会1869年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在4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直从事传教和基督教教育活动,先后担任通州潞河中斋、潞河书院和华北协和书院的监督(校长)。他的教育实践在晚清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在清末维新时期,尤其是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全面改革的新政后,谢卫楼主张基督教应积极介入西学输入。他在1902年后相继出版了《理财学》、《政治源流》、《是非要义》和《心灵学》4部学术著作。这些著作的问世,在中国近代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草创时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们也是传教士在新的历史时期输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郭嵩焘看作“洋务运动的理论家”,“洋务派内部的批评者。”通过对郭氏关于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化等问题的看法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观点是对郭嵩焘思想的误解。一 19世纪中后期,“富强”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的共同追求。洋务运动为富强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民族资本主义还处于幼芽状态的时候,洋务企业不管有多少应该批评之处,无可争辩的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象征。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不断实践并完善由他们开创的这种发展方     

清代中叶今文经学派学术思想论略

清代乾、嘉、道、咸时代的今文经学,在政治哲学和学术思想两方面对古文经学展开激烈攻击。在学术上,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家对《春秋》三传、《尚书》、《诗经》、《礼经》等儒家经典,以及中国经学史、学术史上若干重要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识,并进行了大量论证。由于时代的变迁,清代今文经学在诸多方面均与汉代的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清代中叶的今文经学对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

<中国丛报>是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口岸发行的一份英文月刊,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等印刷发行.<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的文章,是当时西方正在兴起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刊作者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性论文,值得加以注意.一些文章从西方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出发,就中国语言与西方相异之处进行了探讨.还有一些文章对中国文字的构成规律和某些特点词汇的具体用法,结合当时传教士关心的译名问题进行了讨论.该刊关于中文语法的研究,可以作为当时传教士出版的专门著作之补充.其作者就汉字注音方案的讨论和关于汉字拼音化的构想,则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并为后世的相关工作提供了基础.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王学与梁启超新民学说的演变

1904～1905年,梁启超相继发表了几部阐扬阳明之学的论著,将王学作为转变其新民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其在1904年后的新民学说中,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放弃了以前输入欧美文明以铸造国民"公德"的思想.梁氏以对"新学青年"私德之批判,将新民学说的矛头对准其论敌革命党人.同时,其政治观念的变化,日本思想界对他的影响,等等,也是他主张阐扬王学以养育"私德"的原因.     

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

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