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析论

《论语》所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早已成了中国人的格言警句。本文概述了历史上学者的相关讨论,并探讨了这句话所包含的哲理和现实意义。"道"有二义:一谓"真理";二谓"理论学说"。"弘"也有二义:一谓扩充、发展;二谓含弘、包容。理论家的责任在于要发展理论学说,如果只是躺在现成的理论学说上,那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这一思想警示当代理论界,要克服那种不求理论创新、只会空喊口号的空疏学风。     

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宋明时期经学的主要成绩——名家名著述要

两宋之际从王安石、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到南宋朱熹、陆九渊等人,是文化思想上生机勃发的创造性时期,过此以往便进入了一个守成期。宋、元、明三朝,正反映宋学由形成、发展到衰落的一个周期。本文对此一周期中名家名著作一简要概述,以作为宋明经学主要成绩之检阅。     

《春秋》的"大义"与"微言"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霸”即“伯”,即争当“诸侯长”。历史上,虽有孟子等儒者对春秋史事评价过低,但孔子作《春秋》记载春秋大事,对齐桓公、晋文公主盟之事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并从这段历史中发现政治智慧与思想之光,以“大义”和“微言”形式总结其中的经验。“大义”主要有：“尊王”“尊周”,反分裂;“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天下治理,“会盟”共商;倡仁道,鄙诈力等。“微言”主要有：“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新“夷夏”观等。《春秋》“大义”和“微言”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和价值,可以进行现代性阐发与转化：政治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推举贤能理政;文化上,促进文明交流与民族融合,维护文明延续发展与民族团结等,这些在当代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

清初,满洲贵族以异族入主,深讳“夷狄”之称。为了笼络士人,箝制言论,清廷努力使思想同化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程朱理学强调“规矩禁防”,具有束缚思想的作用,康熙遂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统一全国思想。在其政治力量的扶持下,程朱理学呈现了“回光返照”的气象,激起一些排满学者的反感。加之受了“天崩地解”形势的刺激,在当时的学界中涌现出一批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佼佼者。对于理学的批判,颜元不同于王夫之、顾炎武。王夫之是“入其垒,袭其辎”,就理学的范畴、概念来批判理学;顾炎武是提出经学以反对理学;颜元则不然,他把以往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全部否定了,而试图建立以总结社会生活、生产经验为内容的新理论。     

颜李后学程廷祚

(一)程廷祚(1691—1767),初名默,又名石开,字启生,后更今名,号绵庄。世籍新安,素称望族,后家道零落,始迁江宁,寄籍上元县。廷祚祖父任之公是黄道周的朋友。父京萼,字韦华,能诗工书,遁迹不仕,与八大山人为友。时家道贫寒,廷祚父以书写屏幅换取柴米,日闭户课子,凡群经、诸子、史汉、骚选之书皆命课读。廷祚聪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傅山思想探析

傅山是位气节崇高的爱国主义学者,他博学多才,于诗赋、书法、绘画、音韵、训诂、子史等皆有精深的造诣。他懂医道,尤精女科,“以医术活人”,“贵贱一视之”。在傅山的郡望山西,人民珍爱他的遗墨,怀念他的为人,敬之不啻神话中的人物。     

传统之源——兼谈“六经”的价值

“六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最早源头,也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虽然历史上也曾有外来文化汇入中国文化的情况,但这个最初之“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本文之所以采用“传统之源”的题目,意在澄清中国文化之“源”乃是“六经”,诸子百家只是其“流”.我们可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先秦的元典时代”和“汉以后的经学时代”.这个“元典”既包括“六经”的“元典”,也包括继起的诸子学“元典”.而“六经”又是诸子学之“源”.胡适等人所谓“截断众流”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