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农村金融改革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城乡差距和二元经济体系却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一道"藩篱".毋庸置疑,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体系的支持.     

唐代造籍日期辨正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唐代的造籍日期是"起正月,毕三月".但根据<唐会要>、<册府元龟>保存的"开元十八年敕文",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起正月上旬".有学者认为,正月造籍是唐开元十八年的新规定,在此之前则是十一月造籍.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无论是从户籍的内容、功能上进行分析,还是就目前出土的有关实物看,均可得出整个唐前期都是正月造籍的结论.     

布置作业有讲究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人们长期以来往往把作业的功能主要定位于巩固和检查知识掌握情况。遗弃了作业培养能力的发展性功能。教师布置作业强调统一与多练。认为学生练得越多。记得越牢，能力也就越高。结果学生的课外时间几乎全被挤占，机械重复、单调枯燥的训练使学生的学习兴趣被磨蚀。学生的创造性、灵活性被耗干。因此，新课程新理念要求教师从备课开始就精心设计作业。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全面而有侧重地体现在作业系统中，作业相应地应尊重和发展学生的个性，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     

初唐时期的江淮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记唐都长安“常转漕东南之粟”,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安史之乱后的事,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分析。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漕事简”,漕粮主要来自传统的赋税基地即黄河中下游流域。高宗、武后时期,随着中央用度的急剧增加,漕运进一步发展。而此时由于东北、北部边境屯驻重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租赋主要供应军需,上解京师的数额大为减少。这种形势下,江淮地区就成为入京漕运的主要来源。     

读岳麓秦简论秦汉户籍制度

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购买的一批秦代竹筒为我们研究秦汉时期的户籍制度提供了宝贵史料.《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公布的编号为1532、1530的两枚简,涉及到了这一时期官府案比造籍、统计各种户口数据以及民户迁移时的入籍、销户等内容.简文中的“上”做登录、入籍解,联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的相关条文,我们可以进一步判定秦及汉初的户籍中登载田地的事实.《文物》2009年第3期公布的0552号竹简提到了秦代“岁尽增年”的问题,这里的“岁尽”即九月,指的就是官府编定户籍之时.中国古代的增年方法并非以岁首而是以傅籍为标志,户籍登载的是当年而非下一年数据.     

“主公”称谓考

“主公”称谓始见于东汉末年历史记录,以《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史籍最为集中。就现有资料看,早期“主公”称谓又仅见于《蜀书》及裴注。而《三国志》所见“主公”称谓似乎仅用以指代刘备一人。刘备部属相互言谈称刘备为“主公”,与刘备对话时也往往当面直称“主公”。通过这一现象,有助于理解刘备集团中君臣“相契”的情形。“主公”与“公”之称谓,其意义其实是十分接近的。后世“主公”称谓的使用渐次增多。《三国演义》中“主公”称谓使用频率甚高,指代对象先后凡25人。被尊称为“主公”者,在刘备集团中竟有关羽。《三国演义》中可见“主公”和“主人”对应的例证,而刘备夫人被赵云称作“主母”,也是反映社会称谓体现复杂社会关系的现象。     

郴州晋简与中古时期财政年度变革

西晋之前出现了两种财政年度，一种是战国秦汉时期基于黄河流域粟作生产的“计断九月”，一种是孙吴创设的符合江南稻作生产的“岁终为断”。根据郴州苏仙桥晋简记载的桂阳郡赴京上计时间判断，西晋统一后采用了“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十六国及东晋时期户籍的编造日期，也可佐证这一点。与唐代计帐一样，西晋计簿著录的包括田租、户调及徭役在内的数据是预算而非实征，中央财政机构汇总后就可以编制出下一年的财政调配计划；计簿登载预征田租额也可以追溯到汉代江南的做法。汉代江南地区基于稻作生产采用的田租预算方式和孙吴因此创设的“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共同构成了西晋统一后全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基础性来源，西晋财政年度“江南化”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动在中央政策上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