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解——《汤盘铭》郭说补正

《礼记·大学》记载了所谓《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历来学者都是从伦理道德角度解读的,即日新其德。郭沫若先生首先对此表示质疑,结合近世发现的三勾兵商戈铭文,认为是对"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对于郭氏新说,学界有反对者,郭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人认为郭说可信,分别从古文字在商代初年的存在形态、甲骨文祭祀早期先公多在辛日,以及古代宗庙昭穆制的产生等角度,为郭说的成立提供了辅证。     

关于商代中原地区野生动物诸问题的考察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为亚热带半湿润气候,水草丰茂,有不同于现今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各种野生动物的繁殖地和栖息地。殷墟发掘出的野生动物骨骼,大多数是今天在中原灭绝而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尚生存的生物物种。甲骨田猎卜辞中经常有猎获大量野生动物的占卜纪录,其中以鹿类动物为最多,而犀、象、虎、彘也非常多见。大量证据表明,犀、象等野生动物是土著动物,不是如有些学者说的从外地迁运而来的。到了商代晚期开始出现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致使大量野生动物绝迹甚至它迁。     

甲骨卜辞中“叀”与“隹”用法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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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本来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环境,雨水充沛,温暖湿润,植被丛生,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不过从考古发现和甲骨文反映的殷墟文化各期生态资料的数量变化,并结合文献记载的“象之南迁”、“洹水一日三绝”、“河竭而商亡”以及“雨土于亳”等材料来看,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气候开始变冷变干,土壤变质,旱灾频仍,沙尘暴时起,植被减少,野生动物灭绝、迁徙等等。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界西北季风的转向,而人为的破坏作用也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过程。     

论商族骨卜习俗的来源与发展

商族很早就有用兽骨进行占卜的习俗。商族是受其起源地及其周围地区固有的较盛的占卜风俗传统的影响,形成了骨卜占卜的习惯。在商族迁徙、发展的过程中,又不断吸收和借鉴周边民族的占卜概念与技术,尤其是商人使占卜与文字结合,把占卜过程与结果书契于占卜的兽骨龟甲之上,形成了商人独特的甲骨文化,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的早期文明时代的史料,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韦编三绝”新说——兼及古籍称经的由来

对于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解释，一般认为“韦编”就是“熟牛皮绳”。考证“经”“纬”二字作为纺织布匹时纵线和横线的本义，结合战国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典籍称“经”的现象，以及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可知以“韦编”为熟牛皮绳的说法是不当的。经纬本是纺织用词，用在简牍文书上，就是其形似类比的引申义。简册上纵向的竹简就如同织机上的经线，而横向编联的丝绳就像织机的纬线。“巠”“韦”分别是“经”“纬”初字，“韦编”（即“纬编”）指简册上横向的编纶。     

《明义士家藏中国文物展》中两片甲骨考释

《明义士家藏中国文物展》中两片甲骨卜辞世所罕见。其中第２２号版是第三期田猎卜辞，第２４号版是第一期有关御祭禳病的卜辞。     

“殷”“商”名辨

“殷”、“商”之名，均由地名而来，分别得自于殷商民族和殷商王朝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国名、朝代名的“商”得名干漳水流域，时在商族建国之前；而“殷”得名于安阳附近的“衣”地，时在盘庚迁都之后。在殷墟甲骨文中，商代国名、都名皆称“商”，不称“殷”，而后世称之为“殷”、“商”或“殷商”。文献中的“殷”名与“商”名纠葛搅扰，不可强分。盖“商”乃当时人的称法，而“殷”及“殷商”互称是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     

商代中原地区的草木植被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有着良好的草木植被:大片大片的森林,随处可见的灌丛,林木茂盛,野草丛生,丛林之间遍布沼泽湖泊。甲骨文字中有许多反映商代中原地区植被种类的字形;一些特殊的甲骨文字如"朝"、"暮"、"东"、"西"、"楚"、"茔"等,都反映了当时植被的丰富;甲骨文中还有众多与林地有关的"麓";文献中许多关于"松柏"、"桑林"的记载,表现了殷商时代中原地区植被的特征;野生动物的大量生存,也是当时植被丰富的一个佐证;最能反映当时的气候条件的竹林,在商代的中原地区也有大量分布。但是到了商代末年,由于长期的农垦、田猎、畜牧以及生活生产用木等,自然的植被环境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