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所见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土人”与“土达”

谈到西北地区的“土人”，人们往往将它与土族等而视之，这在学术界似乎成了一种定论。《土族向史》称：“元末明初，就出现了‘土人’的名称．这时史书记载的‘土人’已是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不。”这段话，似可理解为：当元末明初出现了“土人”这一名称时，见这一共名下的人们群体就是土族。有的研究者更进一步说：“土人，是汉族对土族的称呼．是明清以来当地汉族对土族的专科。”（引文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①。的确，土族在明情以来曾以“土人”、“土民”的称谓而见于世、著于史的，但不加甄别而笼统地讲明清时期的“土人”是一…     

简论1654年至1723年的青海和硕特蒙古

<正> 经历了显赫一时的固始汗时代之后,雄据青藏高原的和硕特蒙古便开始走向下坡路。从1654年固始汗在拉萨殁世至1723年罗卜藏丹津叛乱前夕,这近七十年的时间,正是青海和硕特蒙古由盛向衰的转变时期。本文就所能接触到的史料,对和硕特蒙古这一盛衰转变的过程作一些粗浅的探讨和分析。     

清代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和发展

清代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杜常顺丹噶尔即今青海省汉源县，以其地有著名的黄教寺院栋科尔寺（建于１６５２年）而得名。“丹噶尔”即“栋科尔”之异译。清雍正前，丹噶尔为青海和硕特蒙古领地，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划归甘肃西宁府西宁县。道光九年（１８２９）析置...     

论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关系

从历史时期以来 ,河湟地区各民族间就结成了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的多元多边的互动关系 ,这种文化互动与河湟地区共同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紧密相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族际间文化互动还促成了大量的文化变异和文化同化现象。文章特别从语言、宗教和民俗等方面具体地对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关系进行了论述     

明清时期河湟洮岷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

河湟洮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包括今青海省东北部和甘肃省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就其组织形态而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活佛转世的特殊法缘关系为核心,另一类则以世俗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即我们所谓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在后一类型的寺院中,宗教权力是由世俗家族来掌握的,并按其血缘关系世代相承。从明代开始,这种类型的寺院在河湟洮岷地区各藏族部落社会中普遍兴起。它们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宗教社团而存在,同时也构成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单元;不仅发挥着神职功能,而且直…     

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的民族贸易市场

明清时期，在社会高度发展的封建商品经济的促动下，黄河上游地区的民族贸易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多种类型的贸易市场，标志着这一多民族地区与内地经济交往的形式更加多样化，程度也更加深化了。文章归纳了贸易市场的四种类型，并分析了各自的特点以及民族贸易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也指出，以农牧产品交易为主体内容的黄河上游地区的民族贸易市场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它产生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质的变化，而是基本停留在商品交换的初级水平上，显露出这一多民族地区与内地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清道光初年那彦成对青海蒙藏事务的整理

清道光初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受命对青海地区的蒙藏事务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理,这在清代青海蒙藏族史上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中后期青海蒙藏两族历史变迁的一些情况,以及清王朝所采取的有关相应对策。本文作如下粗浅论述。     

明代岷州后氏家族与大崇教寺

岷州后氏家族为唐代吐蕃军将裔脉,元代即为当地政教望族.明代,后氏为岷州卫世袭土官,位居上层.出身于后氏的班丹札释则因其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教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而得到明朝廷的礼重,最终获封"法王"尊号,并长期驻锡于京师大隆善寺,荣受朝廷奉养.班丹札释所创大崇教寺,是属于后氏家族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基于后氏的政教地位,再加上明王朝的扶持,该寺成为明代岷州地区的中心大寺.由于班丹札释的关系,大崇教寺与京师大隆善寺关系密切,大隆善寺实为大崇教寺僧人在京师活动的主要据点,大崇教寺僧人也因此与明朝宫廷之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但至明末清初,大崇教寺在岷州地区中心大寺的地位逐渐由同为后氏所控制的"下院"即属寺圆觉寺所取代.     

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及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