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僧诗的现世情怀及其逻辑关联

僧诗的内容大多与清逸生活、与阐发释理,与水边林下气象有关,蔬笋气是其最常见的评价。但,不少江南僧诗渗透了心系苍生的情感,体现了弘扬正义的担当,且经常有情的悲歌,爱的欢唱,具有深厚的现世情怀。江南僧诗的这些别样抒写,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佛教相关原义和援儒入佛的双重作用,使江南诗僧有了现世情怀的理论依据;良好的儒家文化素养,使他们能自觉地表达生命关怀,并能切中社会病害;身处寺院而不与世隔绝,放下功名却热衷与士大夫往来,使他们能敏锐地感受世俗社会的炎凉,及时关注现实世界的焦点;江南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导致的佛教世俗化、市民化,使世俗生活全方位地进入他们的视野。     

明代七子派对才情与格调关系的思考

才情与格调本属两个不同范畴。才情即创作主体的才能性情，格调属作品的范式。人们写诗，本来就是凭借个人的才性禀赋．抒发自己的情感，但这种情感的抒发又得运用一定的语言媒介和艺术手段，遵循一定的艺术规律，这就使得诗人的性情一开始就程度不同地受到规范的制约。尤其当这种规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规律，而是某种特定的审美典范时，规范对诗人才情的反作用更为突出，往往导致才情与规范的直接冲突。明代前后七子要求人们遵循古人的格调规范，要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理想的古人格调。然而，运用自己的头脑，遵循别人的范式，把握不好很容易丢失自我；但如果因此而过分强调创作主体的才能性情，又必然危及格调规范的地位，这更为前后七子格调论者所不容。因此，尽管在他们的创作中，格调的实现往往以才情的毁灭为代价，但如何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他们认真探讨的课题。     

格调论唐诗学体系的建立

前七子走上从格调入手的拟古之路 ,他们确立唐诗接受的范型、美学视角、方式方法、终极目标及相关原则 ,构成了格调论唐诗学的完整体系     

名山文化与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以庐山诗歌为对象

名山文化是诗歌意象的重要来源。庐山是山水结合得最默契的中国名山,又是最早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江南名山之一,它的美在不断被发现的同时也培育了诗人的审美情怀。庐山独特的自然风物以及由此生发的人文物事是构成庐山诗歌意象的基本元素。从诗人直觉式思维方式看,它们是心物交感的起点,是诗人感物兴情的触媒;而从反省式的运思途径看,它们又是诗人观物取象的直接对应物,是假象见意的最终依托。这些自然物象或人文形象有的逐渐凝固为一种集体记忆,有的则呈现出历史的层积性,但都被诗人即时的情思激活,充当鲜活的性情载体,由此而成为诗歌意象。对世俗功利的超越,对生命本真的重视,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对审美自由的追寻,是庐山诗歌意象的独特意味,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诗人笔下,庐山常作为城市缺陷的理想参照,作为解救都市人精神困境的世外桃源。这些,都是江南地域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格调论的思维模式

格调论是明代诗学的主流,其最基本的理论内核,就在于它别具一格的思维模式。它视格调为“有意味的形式”,从艺术形式的变化来观察作品意味的变化,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批评;它使得传统的审美批评落到实处,从而开辟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新视野。创作上,它主张从模拟体格声调入手,然后摆脱型模,出入变化,但最终以神似古人为归宿,导致明代诗歌未能像宋诗那样确立自身面貌。     

明代诗坛宗宋说

本文试图系统勾勒明代宗宋思潮的演进脉络,完整地揭示其内在特质,以展现明代诗学的多元格局。明代诗坛宗宋话语自始至终在与宗唐思潮的对立中表达,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或以宋诗为文本范式,倡导从技法到风格乃至内容予以师摹;或视宋诗为精神典则,将它作为反复古拟古的典范,以之对抗对形式技巧的追求。宗尚对象集中在以苏黄诗风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和以邵雍朱熹为核心的理学诗,于前者多着眼在诗人主体性的积极张扬与自我性灵的充分流露,致赏自立精神下的新变和真趣;对后者多注目于“天道”性情的自然抒发和现实伦理的社会关怀,歆羡自觉意识里的质实与理趣。     

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江南僧诗多以意趣取胜,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心顿悟,万法皆空,常显出凛然的气骨,豁然的心胸,超然的精神,亦常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一种活泼;其表达方式,借助江南山水风物,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江南僧诗亦常抒世俗情怀,对爱情的咏叹多用乐府体,这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而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主要与江南区域地藏王菩萨崇拜有关;僧诗抒写友情,尤其对生离死别的理解,则见出江南僧人的文化性格。总体看,博学重教的区域传统造就江南诗僧的文化素养,审美主义的人文习尚引领僧侣的诗歌爱好,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提供艺术体验的最佳对象,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使僧人的社会交往呈开放性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江南佛教的世俗化程度: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和现实生态,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力。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浅述杜甫反映唐与吐蕃战争的诗

安史之乱后,唐有两大边患:一是吐蕃,一是回纥,而吐蕃尤甚。诗人杜甫,从乾元二年秋写《秦州杂诗》始,至大历三年秋写《秋日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三十韵》止,十年时间,共写了以吐蕃入侵为题材的诗达四十余首,真实反映了唐王朝和吐蕃曲折复杂关系的变化历程,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现实主义思想。 (一) 从天宝初进入了晚年的玄宗,倦于忧勤,纵情逸乐,国灾民难接踵而至。755年,     

朱子诗观短说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嘉继承了理学前辈重道轻文的思想，没有给属于“艺文”的诗一个恰当的位置。或说“作诗费工夫”，无益无用，应把精力放在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等“著实有用之事业上”（《答谢成之》）；或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得第二义。”（《清蓬阁论诗》）甚至对杜甫的成就与价值也一笔勾销：“杜诗亦何用？是无意思，大部小部无万数，益得人甚事？”（f朱子语类》卷一四0）因此，朱嘉从不倡导人们去写诗。然而事实上，诗歌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一种表球形式，又不可能完全被排斥于人生之外。于是，关…     

中晚明城市变革与诗文新变——以江南“皇甫四杰”为中心

中晚明江南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城市化因素和区域文化双重作用改变着各个阶层的主体结构与精神生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思潮的演进,左右着文学生产与消费走向。以"皇甫四杰"为例,他们用诗文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诸多细节,特别是社会心态、现实矛盾与精神问题;城市化因素也给他们的文学活动、精神面貌、审美意识及诗文的主题题材、语言风格、体裁样式等方面带来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