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失调理论模型探讨

精神失调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文章从多学科出发探讨了有关精神失调的理论模型,即医学模型、精神分析模型、社会学习和行为矫正模型、社会应激模型和反精神病学模型,这些模型解释了精神失调的原因与治疗方法。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化,人们的精神失调问题不断增多,这些理论模型给予我们认识该问题的不同视角。     

叙事家庭疗法:以治疗解构文化

作为西方家庭治疗领域中的一种主导性视角的叙事疗法,深受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解释学转向”的影响,以治疗的方式开创性地对主流文化叙事进行了富于技巧的解构,它在诸多方面与传统的家庭治疗有显著的区别,是对传统家庭治疗的提升和完善,因而为家庭治疗的发展带来了激情与活力。     

作为力的宗教与社会

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涂氏宗教思想中宗教与社会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力的作用模式",对解释宗教与社会背后更为一般的作用机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元整体观视野下躯体化本土成因探析

元整体的身体观是中国人对身体的基本认识,它强调在身体本原性和精神衍生性的基础上,又与其他个体、社会、自然联系在一起.个体可以通过这种无所不含的身体感知和体验他人、社会甚至天地,同时也能用身体表达对人与事物的感受.元整体身体观还塑造了“形神共治”的诊疗观与“情境指向”的行为心理模式.“形神共治”的诊疗观形成了精神能跟随身体一起治愈的观点,“情境指向”强调身体的共生性与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弱化自我感受,导致心理不适只能从关系或躯体上找原因.种种原因表明躯体化是中国人正常的表达方式,不应该被看成一种疾病.     

躯体化:苦痛表达的文化习惯用语

躯体化是个体以躯体生理症状来应对心理苦痛和情绪问题,是一种文化背景下苦痛表达的习惯用语。躯体化的理论理解主要从医学人类学、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角度。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发现,在一些文化领域里存在着混合了躯体症状及情绪症状的躯体化表现,中国的躯体化研究主要从情感表达方式、身心观、社会污名等角度来解释。在此意义上,躯体化具有社会适应功能,有助于作出完整的临床诊断评估与治疗,发展本土心理治疗。     

人性与文明

尽管人是复杂的混合体，但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其动物性，而在于人性，即人的本质是人性。文明是人性的产物，它与人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提升。文明对人有不可避免的压抑作用，文明的压抑作用是人性发展的重要过程。文明与人性在本质上是和谐的。     

何为“疾病”:医患话语的分殊与躯体化的彰显——一个医学社会学的视角

在传统医学模式下,患者体验的表达与医生的治疗解释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分歧。但生物医学的兴起赋予了医生、尤其是医学仪器以垄断性的地位,使得疾病的定义从患者的自身感受转移到仪器标志的指标,广义的身心疾病演变为狭义的躯体疾病,只有后者才值得医学关注。但患者依然凭借其自身体验求医问诊,使得医患双方使用的话语出现分歧。当个体的陈述不能得到医学检查的证实而又坚持求医时,现代医学便将这一现象贴上了躯体化的标签。从医学社会学的历史视角看,正是医患话语的分殊,导致了躯体化这一现象的彰显。     

心理治疗的后现代视野及其所引发的思考

出现于 2 0世纪 80年代的后现代心理治疗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反对现代心理治疗的客观主义 ,在关于知识的性质、知识得以确认的标准、知识之结构上的特点以及语言的作用等方面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尽管人们对此尚有诸多争论 ,但却能引发我们在推进心理治疗本土化、克服心理治疗中的非人格化、扩展对心理治疗性质之认识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思考     

城市化过程中过渡型社区的长效治理:"三社联动"的视角

过渡型社区是指在法定城市社区中,由土地被征占的农民构成的演替式边缘社区和含有土地被征占的农民的混合式综合社区.因其居民主体自身的异质性和作为过渡型社区发展阶段呈现出特殊的生存性、适应性、发展性问题,使得普通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借鉴意义有限,有必要探索有针对性的长效治理方案以优化治理效能."三社联动"这一协同治理理念下的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模式,因其提供资源整合和多元化服务的特点而展现出其适用性.推动"三社联动"在过渡型社区中的实践模式发展,对过渡型社区治理以及普通城市社区治理具有良好借鉴意义."三社联动"模式可通过多重主体入场提供完整的就业支持系统;利用教育—服务双承载模式提供多样化培训服务;加强三大主体联动共建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培育家园理念建设,推动过渡型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提升和城市融入进程.     

社会转型与规则变迁:潜规则盛行的结构性动力及其治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以提供价值共识为主要手段的传统整合机制受到严重挑战,价值共识、利益共识和权利共识并重的新型秩序观逐渐显现,社会的整合问题真正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深入而日益突出。对社会发展的压倒性追求和发展机会之间的分布不均,使得潜规则的产生获得了结构性的动力;制度建设过程中行政权力的扩张与既得利益群体的形成,又为潜规则的存续提供了合法化的空间和强有力的利益支撑。只有建立起公正的制度体系,才能最终缩减潜规则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