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 ,是二十世纪学术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 ,总结传统金石学的成果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 ,同时密切关注、支持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 ,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有发轫之功     

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

简帛的发现为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放马滩秦简记述死而复活的故事,当是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都接近于民间文学。敦煌马圈湾汉简里有韩朋夫妇故事的残简,体裁与赋有关,说明这一故事有着久远的渊源。     

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试论顾颉刚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运动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作为领导者的顾颉刚也十分关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尽管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考辨古史、古书上，但对于推进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包括对考古学的重视、从事田野调查及鼓励发掘等，所有这些都为考古学的大发展做出了贡献。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

1 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劳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领域 ,不仅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 ,而且在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屯田、赋税及烽火制度研究 ,以及考察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边郡独特的制度 ,诸如烽燧、官制、戍卒等方面 ,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成为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     

陈梦家与汉简研究

陈梦家首次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简,即把简牍作为烽燧遗址的出土物,全面进行考察,《汉简缀述》是其代表作。此外,他对简牍形制学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简牍研究的内容,而且为简牍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     

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以马衡为中心的考察

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是近代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马衡对传统金石学的总结研究 ,以及对田野考古发掘的重视与参与 ,展现了他从一位金石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历程 ,说明传统金石学中孕育着近代考古学的因素。当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传入后 ,在罗振玉、王国维、马衡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完成了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 ,并且使中国考古学带有浓厚的历史学色彩     

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

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傅斯年对此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一、亲自主持了开创中国考古学新纪元的安阳殷墟发掘工作 ;二、创建并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聚集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考古精英 ;三、创立了科学的考古方法论 ,并贯穿于考古学的实践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