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暴力的光谱:客观测量与主体建构之错位 ——基于21世纪四次全国调查数据的理论反思

性暴力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社会问题,而我国对性暴力的研究尚存在明显限制.本文立足于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自2000年以来开展的四次全国调查的数据,试图从四个方面丰富性暴力的研究.首先,本文提供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性暴力数据.其次,除了反映女性遭受的性暴力,本文还提供男性遭受的性暴力的数据,并比较性别差异.第三,本文反思既有的性暴力概念,指出在区分性暴力程度的基础上构造性暴力光谱的必要性,并通过调查数据揭示不同程度的性暴力的发生率.第四,本文从主体建构的角度反思四次全国调查的数据,并反思主体建构取向与客观测定思路之间的错位.     

互联网定性调查方法:观察与体验

本文基于调查的具体经验,提出并分析了网络定性调查中观察和体验两种资料收集方法的特点及方法论的意义,扩大了"主体"与"情景"的概念。文章强调研究者在观察过程中与网络使用者的互动不可缺少;体验网络使用者的情景有利于提高调查质量;唯有关注互联网研究的主体与情境,才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定性调查所追求的"真实"。     

论“主体建构”的认识论来源及理论意义

本文着力解决的是主体建构在社会科学诸多范式与取向中的合法性问题。主体建构是一种视角、一个解释工具,也是一种方法论取向,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认识论倾向。主体建构以现象学关于主体意向性与意义建构的论断为认识论基础,以理解社会学为理论源泉,试图理解关于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主体的视角下的不同的意义。主体建构的目的是对这些不同的意义进行差异性理解、过程性理解与情境性理解,并以此解构垄断意义与固化意义,寻求社会现象的多元意义。     

网上性爱与网下的性实践之间的关系——全国14-61岁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的实证

对于网上性爱,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科学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基于2010年全国14-61岁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的数据,第一次在具有总体代表性的意义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参与网上性爱的不同程度,发现网上性爱其实是中上社会阶层的主流文化。本文进一步进行检验,发现在16种网下的非主流的性行为实践中,只有"上年中有过一夜情"这样一种情况与"网上性爱参与程度"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而证明了"网上黄毒"的假设不成立。     

社会调查应答率分析

在我国的社会调查中,常能看到对问卷的回收率的报告,问卷的拒答率、错误率却少有提及。殊不知,衡量一个调查成功与否,问卷的回收率并不是唯一的指标,也并不意味着回收率越高越好。因为,接受问卷调查的人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和动机参加你的     

反思"观念调查"

问卷调查要求回答的"单纯化"、"实验室化"与"标准化",可是"观念调查"基本上做不到这些要求,因此应该严格慎用之.作为补救措施,在设计原则上,提出了观念的持续期与观念的层次的概念,分析了观念调查结果的意义与主要用途.在操作层次上,提出7个具体的建议:高层观念的精确表述、调查道德观念的"讲故事法"、"照本宣科调查法"、弱化"对方指向"、慎用"假设式提问"、不要排序、不要"总汇".     

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取向

近来，大家已经开始关注传媒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好是坏，这些形象毕竟都是传媒工作者制作出来的。因此人们需要知道，传媒工作者自己，对于女性持有什么样的看法？传媒工作者当中的女性与男性，在观念上有些什么异同？女性主义观念和意识，在传媒工作者里已经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为此，广西南宁市华光女子学校传媒研究课题组和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联合并展了全国性的“社会性s据识与传媒工作”调查。关干‘’传媒单位”我们定义为：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有线广播电台、传媒管理机关、广告的制作和管理机构…     

"元假设":社会调查问卷的灵魂

"元假设"是一切问卷设计的基础与灵魂,也是目前社会调查方法论中最缺乏论述、在问卷设计中最容易失误的方面.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其实都是"光谱式地"存在着,而我们所设计出来的任何一个问卷,都是在使用我们所创造的各种"界定"来裁剪社会.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确定社会现象的"两极",斟酌我们客观存在的"排除",避免出现调查内容上的误导.     

北京的“傍肩儿”——北京基层社会的婚外恋

小李是北京某集体企业的普通工人。当社会调查人员问起他对婚外恋的看法时,他笑了:“什么婚外恋,我们可没那么文皱皱。不就是‘傍肩儿’吗?多啦!”于是,社会学家们这才知道,一个新名词,一种新现象,正在北京的基层社会中迅速地传播和扩散着。它向我们现有的理论和宣传教育提出了不大不小的挑战。     

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

艾滋病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流行的问题,而是具有中国独特性的社会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是后于某些社会问题而出现的,因而具有相当鲜明的社会选择倾向,其危害也不仅仅指向个体生命,而是危及社会和谐运行的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对此“问题”认知过程中产生的学理冲突既影响到有关政策的制定,又反过来建构了艾滋病“问题”的现状。据此,作者提出应从建设社区与社区的文化机制、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化、重新认识与定位青少年等方面入手,把艾滋病“问题”从危机转化为契机,从加强执政能力与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高度,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