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顺与坎坷：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的仕宦生涯

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身处乱世，却并没有改变他读书应举的选择。幽僻的山居环境、和谐的家庭关系、殷实的经济条件是其能静心苦读，并顺利走上科考之路的客观前提。进入仕途后，赵吉士担任过知县、户部主事、户科给事中、国子监学正等职，也参与了《大清会典》《赋役全书》等的编修。历数十年的为官经历，或平顺，或坎坷，其中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应看到个人特定经历所产生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演迁研究的学术反思

近30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演迁问题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的转变,随之而来的争论是中国近代社会演迁的动力与机制是否来源于传统时代向近代的转移?在社会演迁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官方主导还是民间主导?传统社会形成的地域性在近代社会演迁中是否仍起作用?对近年来关于上述问题研究的简述与反思必将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明清海洋管理政策刍论

对于海洋，唐代以前历朝经常视之为天然屏障，海防相当薄弱。但是，随着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走向海洋的人类型日趋复杂，日本浪人组成的倭寇、中国沿海海盗势力的发展与膨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等等因素已使统治者意识到大海的天然屏障作用已不复存在，他们亦认识到应该把海洋管理放到议事日程上来。考察明清海洋管理政策的演进，有利于我们从一个角度认识中国走向世界的艰辛历程，克服诸多简单化的成见。一、明清政府海洋管理政策的出发点　为明王朝建立者的朱元璋，谋求政治上的长治久安是他的首要任务。避开其他方面不说，单在海洋管…     

论科举制与明清社会秩序建设的耦合——以山东临朐冯氏科举家族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覆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巨大系统,科举制度的推行是与这个系统相互配合得较为良好的一个环节。它已完全超越了选官本身的意义,而成为集中体现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标志:它调动了宗法制的积极性,并将之推广到全社会,形成了一种面向全体公民的开放性;它倡导了追求礼法的价值观念,成为凝聚人心的坚韧纽带,有效地实现了主流价值观念的普及;它强化了社会分层的等级意识,建立起了一种社会相对和谐的稳定秩序。山东临朐冯氏家族的发展史给了我们一个形象的诠释。     

清代江南地方官府对商业秩序的整治——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政府建立良好商业秩序的政策导向下,江南地方政府在对商业秩序的整治做了大量积极的努力:禁止勒索外地商人,清理地方黑恶势力,禁止侵犯他人商标权,安置失地居民,处理公共事务,官府出面缓和劳资矛盾。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为江南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过去我们较关注商人自身躲避商业风险和建立商业秩序的努力,但实际上清代各级政府对商业秩序整治的作为往往是决定性的。     

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

明朝建立后 ,为了防范逃至海上的张士诚、陈友谅及倭寇等的侵扰 ,朱元璋加强了海防的建设 ,局部维持了沿海地区的安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积累 ,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来 ,沿海的防备越来越显出漏洞 ,海防设施内徙了 ,海上官兵逃亡了 ,沿海官员与盗贼相互多有勾结 ,商盗结合、商人武装化等现象都令明政府不断致力于加强海防 ,不断致力于加强对沿海官员的配备和调换 ,但倭寇、海贼等力量却越来越炽 ,官方或者借助客兵兴剿 ,或者竭力招抚 ,都没有肃清海氛。最后只能和成长壮大起来的郑氏势力联合 ,才形成了东南海上的安宁局面。     

宋以来义田生成机制论

自北宋以来义田事业虽历经波折却延续发展，对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社会变迁影响至深。义田的兴起反映了从士大夫阶层到一般民庶为光大家族和维持家族所作的努力，义田的存在则与封建政府的扶持鼓励政策密切相关。义田所凝成的群体与封建政府具有互动关系，发挥着社会整合作用。     

明清会馆与社会整合

明清会馆兴起的动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力度与范围的增大以及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等。会馆在社会整合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义田及其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之社会功能浅析

义田是宋代开始出现的由私人捐置的一种土地形式,曾经历了宋代的倡导与勃兴、明代的停滞与恢复、清代的发展与成熟三个阶段。义田的来源从官捐日益扩展到民捐、商捐、诸生捐、僧捐。义田的赡助范围从同族内的平均分摊发展到重点赡助贫困节义之人,或投资于家族内以至家族外的各种公共事业,因此,义田就不仅是族田或族田的一部分,而是包括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乡族,甚至还有以业缘为纽带的行业集团等基层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一经济基础的存在和稳定保持,保证了诸如家族、乡族或行业集团得以发挥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可以说,义田的倡导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局部地区封建宗法制度维持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