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符号学推进诗歌研究:从钱钟书理论出发

符号学不仅是当前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显学,而且也是当今诗歌研究的重要方法,只是在中国国内,很少有学者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有一个例外:钱钟书先生多次在讨论中国古典诗歌时应用符号学的观念,可惜的是至今这笔宝贵财富没有人加以阐释和发展.介绍罗曼·雅克布森、罗兰·巴尔特、R.P.布拉克墨尔、迈克尔·里法台尔等人的符号学诗歌研究,并将国外的研究与钱钟书的观念作对照,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例子,说明这些原理的普适性.     

兴即呼:对中国传统诗学一个基本概念的再认识

兴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历代受到学者重视,但对有关兴的许多问题至今争论未休.兴本是一种歌词文体特征,将其还原到古今歌词创作的实践中加以考察,会解决很多争论问题.歌词的基本结构是呼应,而兴是呼的一种方式,呼的目的是召唤歌词下文作出应和.既然兴是呼唤后文,其位置必定在歌词开首,它可以"谐音"、"写景"、"点曲"等各种理由出现,不必与"比"合一.     

流行歌曲伴随文本的符号学意义

歌曲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符号文本。在文化传播中,歌曲文本很难单独传播,也无法作孤立理解,歌曲的伴随文本是歌曲文本与文化的联系方式。歌曲的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不仅是形式组合,也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动态构造。由于当代文化对歌曲伴随文本的过于热衷,可能致使歌曲文本意义本身的丢失,从而造成流行文化中的一些畸形现象。     

歌曲文本的性别符号传播

歌曲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文本,其文本性别身份,有着比其他文类更为复杂的建构和传播机制。在中国悠久的诗词发展史中,歌词文本性别身份的构成方式屡经变化,但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在当代商业社会,歌曲生产和流传过程中的一系列符号性别主体中,歌手对歌曲文本性别身份建构的作用更为突出,歌手的性别身份不仅能为歌曲文本性别身份定型,且加深固有的性别文化,更有可能消解歌众的能动性,使社会文化对性别符号的定型化理解趋势加重。     

传唱者拍板:流行歌曲歌众的文化角色

流行歌曲必须把流行作为传达的目的,流行与否固然取决于很多文化因素,从符号传播的过程分析,歌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文学或影视的读者观众能够影响作品的命运,但只是在商业成功意义上,而流行歌曲作为符号文本的表意过程,取决于歌众是否“内化”这个文本,是否把此歌变成他自己的,接过去传唱.因此,歌众才是真正的意义歌曲文化实践者和延伸者.     

中国诗能否回向歌词之根

今日的中国诗,似乎已经走入无法挽救的消亡之路,同时中国歌词正越来越繁荣.这个强烈对比,使理论界和诗歌界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中国诗能否从歌词获得重生机会?本文回顾了中国诗史,看到中国诗的确一再回向歌词之根;20世纪初中国现代诗,也是从歌词发源,只是后来双方发展途径越分越远.目前文字拙劣的歌词虽然不少,但是词人队伍正在迅速扩大.本文的结论是,回向歌词,能启动中国现代诗的"二次革命".     

回应霍尔:建立第四种解码方式

英国文化学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符号文本"三种解码论",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他认为大众在文化产品的接受中并不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但霍尔强调的"主动性"是解读与文本意图对抗.费斯克提出的"生产性"方式接受文本发展了第三种解码.本文认为文本的接收者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解码方式,即第四种创作式解码.这在以歌曲为代表的各种互动性文本中特别明显,此时文化产品的接收者构成"创作精英集团"强有力的他者.哈贝玛斯提出的共同主体论,为这种创作式解码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