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代三家书论述略

梁代袁昂、萧衍、庾肩吾三家书论 ,互有异同。袁昂的《古今书评》与萧衍的《书评》内容相近而观点有异 ;萧衍的书论与庾肩吾的《书品》形式不同而美学趣味相同。梁代三家书论的异同 ,说明梁代美学发展的特点或趋势 ,是“趋新”时尚下的“折中”或“折中”趋势下的“趋新”,反映了南北朝后期中国的文艺美学已出现“古质”、“工夫”与“今妍”、“天然”相统一的时代要求     

论魏晋玄学与四言诗的盛衰流变

魏晋玄学既影响到五言诗和赋体，也影响到当时古老的四言体诗。在题材内容上，玄学促使四言诗改易了它千百年来的题材定式，实现了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变；在艺术表现上，玄学迫使四言诗一反过去的比兴美刺传统，极力打破赋比兴的界限，开始了中国诗歌史上探索表现理趣方法的首次大规模尝试。但当玄风衰歇后，四言诗也随之消亡，五言诗却极度兴盛起来。其中原因，除玄学思想的影响外，还与四言、五言两种诗体本身所具有的不同艺术品性及其在新的时代的适应性相关。     

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

中国古典诗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鲜明的人学取向和浓厚的人文情味。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既表现在本体论、创作上,也反映在真实观、文艺社会功能论方面。中国古典诗学以人之情志或“道”为本体,以虚心、养气、比兴、禅悟及“风格”论创作,以性情和道德之真论艺术真实,以修身养性的“成人”理想为归趣。研究这一民族特点,对今天的诗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玄学思潮下的魏晋山水文学之一瞥

由于玄学思潮的特殊作用,魏晋文人的山水自然观出现了不同于先秦两汉的质的变化,士人逐渐形成了山水审美的自觉,主要表现在当时形成了以洛阳和会稽为轴心的南北两个山水审美旅游活动中心;而这种时风和文学观念的演变又最终影响到魏晋山水文学的创作,实现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山水自然题材的广泛扩展,而在形式上则孕育了山川景物记、山水游记等新的山水文学体裁的兴起。     

“新子学”之我见

"子学"之"子"既是"诸子百家"之"子",则"新子学"之"子"便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个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即是"新子学"。"新子学"乃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它并不完全与"西学"相对应。由于古代的"国学"属于"官学"的范围,因此"新子学"只能成为"新国学"的主体。     

《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中异体字研究

《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版)中收集了678个楚系简帛异体字,这些异体字可分为构件完全相同的异体字、构件部分相同的异体字和构件完全不同的异体字,其中构件部分相同的最多,有579个,占85.40%。异体字大部分是部首相同的有510个,占75.22%。构件完全相同的异体字和构件部分相同的异体字有636个,占93.81%。就《楚系简帛文字编》而言,绝大部分楚系简帛异体字在形体上是有联系的。     

论墨子“仁义观”——从《墨子》中“义”字的原始形体来考察

首先结合墨子兼爱非攻思想,断定"义"字原始形体当为"羛"。这体现了墨子摒弃自我,摒弃武力的兼爱思想;进而结合《墨子》文本,具体分析墨家以何为"不义",以何为"义",以何为"仁"。在综合各家观点基础上,得出结论:墨家之"仁"就是兼爱,墨家之"义"就是天下公利,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仁"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义"是"仁"的目的和归宿。     

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

农家学说基本内容:一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力倡耕织;二是有关农田耕作之法和如何调剂丰歉(农业保障制度);三是主张"君臣并耕"。农家思想虽与其它诸子学派有近似之处,但它实际乃是原始农业社会部落首领与全体氏族成员共同劳动的遗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学术下落民间,原始"君臣并耕"的遗风和"耕籍田"、"祀先农"的礼仪主要为原居于楚地的神农氏后代所传承,故先秦的农家学说主要形成、传播和兴盛于楚地,它的先驱者可追溯于春秋末期的楚人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士",战国中期的许行、陈相师徒的学术和社会实践活动,则代表着先秦农家学派发展进入鼎盛期。     

中国佛教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及其走向

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佛教文学经上个世纪近百年的研究,已蔚为一个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和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但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有何异同?如何把握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趋向?仍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就佛教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笔谈,使学界在一些理论认识上达成共识,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整个佛教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