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搜寻品假冒伪劣的成因及其市场影响

搜寻品假冒伪劣是指消费者主动选择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其形成原因是这类假冒伪劣产品相对于“正品”的巨大价格优势。它虽然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有利 ,但不利于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会妨碍产品质量的提高乃至造成市场上产品整体质量的降低 ,从而也损害消费者的长远利益。     

现代研究型大学：知识创新者与文化桥梁

继2004年举办首届北京论坛后,2005年11月16日至18日第二届北京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论坛在北京市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下,由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论坛以北京雄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介绍和发表世界高水平学术成果,推动亚太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而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水准的年度学术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全球化视野中亚洲的机遇与发展。来自世界46个国家和地区的五百余学者云集北京,就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讨。本刊选用其中两篇论文,以飨广大读者。     

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胥吏政治

胥吏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相当独特的政治现象.作为具有专业技术的行政人员,胥吏在古代中国行政事务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然而,这一群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均在不断下降,这构成了一个内在悖论.从政治经济学的广义效用视角来看,胥吏的预期效用由收入、职位和名誉组成,由于古代中国的社会复杂化和行政繁琐化,同时国家财政能力并未相应增长,导致国家无法支付胥吏的信息租金,甚至无法支付胥吏的基本生活费用,而社会阶层的动态隔离演化,使胥吏群体的职位前景与社会声誉交替下降,胥吏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满足,只能通过各种替代性方式谋求体制外的补偿,导致腐败的广泛化,胥吏政治遂发展成难以治理的痼疾.     

香港名媛背后的故事

<正>番港的名媛是一群容易被人忽视的人,她们处于焦点人物和大家闺秀之间的尴尬位置。现在人们对于名媛的定义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至少要具备以下几点基本条件:一要和有钱人搭上关系,无论是嫁给有钱人还是本身就是富家小姐,哪怕是自己赚钱,都要和有钱人搭上关系。正因为这一点,很多香港娱乐圈的明星尽管钱赚得也不少,也经常出席派对,但人们对她们的定义始终只是明星,不会在报道的时候说某某名媛,符合这种情况的有张曼玉、刘嘉玲等。二要保持一定的曝光率,经常出席一些公开活动或者上八卦杂志,名媛谁更出名并不是因为谁家更有钱。举个例子,黎瑞恩嫁的算是豪门了,但她家管得极严,平时除非有需要否则是不会抛头露面的,她的条件虽然符合名媛,但因为曝光率实在太低,谁也不会想起名媛中还会有她的存在。三是外貌要出得厅堂,基本上名媛长得都不难看。原因很简单,就算原来不好看花钱在脸上动刀子就行了。其他一些比如要会打扮,懂得时尚潮流对名媛来说已经不是基本要求了,这是她们的“本能”。     

超越“先验正义”——对阿马蒂亚·森正义理论的一种解读与评价

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论,区分了先验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正义观,他的重要思想贡献是系统回答了"在不预设一个先验的、完美的社会终极目标的前提下,如何增进社会福祉与公平正义"的重要问题。森发展出了能力视角的建构性方法,并开拓了通过对话达成交集共识的现实途径。"超越先验正义"这一方法本身,具有丰富的思想意义,对我国的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也富于现实启发性。     

看得见的正义——行为经济学的分配正义研究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对于分配正义问题的大量实证研究,以此为切入点,展示了行为经济学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的超越,分析了公平诉求的三个层次之间的关联,并对综合自利假设和分配正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本文认为,结合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回归亚当.斯密的社会理论,将是一个新的理论发展方向。     

创新、信息与国家的贫困

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是通过市场和组织的不断改进而实现的。企业家创新仿佛生物学上的“突变”,无法事先预知,却能事后被理解。之所以无法预知,是因为开始时创新者总是拥有私人信息,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超额利润。之所以能事后被理解,是因为最后公众都会知晓这些创新,而创新的利润率也会渐趋于平均回报率。创新的这些特点,对旨在促进增长的法律和政策制订大有启发。特别是,政府官员不可能依赖公共信息来预测哪些公司或产业将获得快速增长。因此,旨在促进增长的产业政策也未必能获成功。产业政策的支持者们,犯了和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者们同样的错误,他们的经济干预政策曾被亚当·斯密批评为国家贫困的根源之一。相反地,对财产和契约权利的保护,以及有效的商法(特别是那些规范金融市场的法律),创造了竞争的条件,自然地促进了企业家的创新,而国家也会因之富裕起来。     

风险社会的立法法理学

人类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极高的“风险社会”之中，通过制定规则来防控风险，在法治框架下提高风险管理水准，是当前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由于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差异和利益冲突，导致风险社会的立法难题，集结不同个体偏好而成为社会偏好的社会选择理论，在这一领域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风险社会的立法不能完全委之于专家之手。专家、公众和立法机构必须合理分工，专家给出初步方案，公众参与必须贯穿立法的全过程，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收集和汇总信息，改善风险防控方案。立法机构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整合多数意见作出抉择，这是风险社会立法的一个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