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基于近期顶层设计的评述

建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任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纪念全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以及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这四次会议,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提供了基本框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体系、现代化的立法体系、现代化的协商民主体系、现代化的法治体系。从客观描述而非价值评价的角度看,有效达到四个预期目标,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任务就可望完成。对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而言,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比较起来,民主制度与依法治国构成最重要的两个支点。     

文翁治蜀、“汉家制度”与国家重建

汉景帝末期，文翁掌蜀。文翁治蜀，以兴学的方式敦风化俗，促进蜀地融入一统天下。在“秦汉之变”的历史背景中，文翁之举的历史意义充分浮现出来。暴秦的二世而亡，促使汉朝统治者慎思国家治理之道。“汉家制度”由是浮现： “汉家制度”经三变而成，文翁正处在变局的第一阶段。他在蜀地的探索，不仅为一地治理模式垂范，而且为“汉家制度”的国家重建奠基。文翁成功地为中国重归大一统的政制探路。但从评价的角度讲，文翁身承的“汉家制度”，究竟是不是中国之为中国不可变更的制度机制，还是一个需要在历史维度进行再探讨的问题。如果确认古今之变的不可避免，那么文翁的历史价值便不能直接被视为现实效用。     

国家理性:国家禀赋的或是社会限定的

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涉及到国家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还是目的性存在的大问题.基于前者,导出了限制国家权力、促使其理性运作的国家理性论说;源于后者,引申出赋予国家权力、保证国家成为自证其理性、正当的国家理性言述.国家理性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从政治观念史和政治实践史两个角度可知,国家理性有两类论说.国家理性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中两个鲜明的路径,即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主义国家,这两条路径各自获得了界定它们的理由.     

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均衡态势

在现代政治理论的论述中,公共与私人既是政治空间的概念,又是政治价值的辞藻。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中,人们常常看重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其实,维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巧妙的均势状态,才是现代政治社会支撑起公共空间最重要的事务。公共化的危险在于,私密空间的彻底公共化,将公共的价值作为侵入私人生活的理由,从而使公共变异为专制的手段;私密化的危害在于,沉浸在私密空间中的人,彻底拒绝担当公共责任,从而使政治社会丧失了存在依据,也会因此有利于个人专断。只有维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均衡态势,才足以有效捍卫公正公平的民主宪政状态,进而有力地保护公共利益和私人生活。     

典范选择、领袖偏好与国家发展——新加坡经验与中国现代转型

一个从传统形态的国家转变为现代形态的国家,不可避免要经历典范选择、领袖主导和自主发展等方面的历练.中国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由全心模仿美国,到悉心仿效苏联,再到欣赏新加坡,其间由国家领袖人物主导的典范选择,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中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代转型国家,依靠模仿是不可能完成自身现代转变的.因此,在模仿成就了中国现代转变巨大成就的同时,超越既有现代模式,探索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发展路径,已经成为中国自身发展模式凸显而出的理由.而在新加坡与中国之间总结归纳中国发展路向问题,则更具有影响中国今天发展的重要意义.     

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精神特质的概括,现代就是"理性祛除巫魅"。祛魅作为现代处置神性信仰与公共秩序二元化方略的准确反映,长期以来被人们解读为一种反对宗教介入公共生活的现代姿态。其实,这种偏狭的"现代"忽略了信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并因此无法完整理解现代生活公私两个世界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宗教的复兴运动促使人们在祛魅之外看到由复魅象征着的人类另一种生活模式。由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宗教之于人心秩序、理性之于社会秩序的高度相关性。宗教的价值就此再获肯定。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们,也就不再具有以无神论的方式处置有神论问题的理由。     

在世俗之上:“信仰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价值

李向平认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乃至"主义代替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傅有德认为,与西方的信教主体不同,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主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人多信"现象,这既与宗教信仰间的兼容甚至合流有关,也与信仰而不必委身的理念有关,还与缺乏终极的精神关怀有关,更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求同存异"的特点有关。任剑涛认为,中国迈上小康之路的这一变化,将四维中国的形象完整地刻画出来:"经济中国"构成中国的基础性物化维度,"政治中国"构成中国的国家—法律物化维度,"文化中国"构成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叠维度,"信仰中国"构成中国的深刻价值支持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现代的"中国"。     

国家变局中的法家——以王官学、诸子学与霸王学为视点

人们习惯于在诸子学的框架中理解先秦诸家，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进路。诸子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诸家之学，而是内在关联的思想互动机制。法家是诸子学中的重要一系。限定在诸子学的框架中，并不足以理解法家，需要在前诸子学的王官学体系中理解法家的缘起，也需要在秦汉的霸王学体系中揭示法家的走向，扼住这两个端点，才能准确理解诸子学中的法家如何确定自己的思想定位与政治导向。这是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裂变之局中，与秦汉在真正的统一国家平台上重新建构古代国家的巨变中得以凸显的思想变化：法家的突起，为中国从准国家进入完整意义的国家，准备了思想动力，而其余诸家，则从不同角度辅佐法家，玉成了中国的古代国家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