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之构想

城市化对少数民族以文物为主的物质文化和以体现价值观念为主的非物质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保护与发展,以及其与民族社会城市化的遥相呼应已经成为城市发展进程中急需解决的重点问题。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法律建设中,应注意到对其法律保护内容的全面性、渠道的多样性和定位的时代性特点。     

国家观视角下中国财政预算的历史演进

公共预算处于国家政治过程中的核心地带。中国传统国家观在论证天下是君主私产的同时,也使税收沦为统治者聚敛财富的工具。通过财政预算的控制来约束政府权力,以议会对预算的决定权来制约行政机关对预算的创制权,是近代财政思想家对于政治生活的设计所做出的理论贡献。现代国家观视角下的公共预算,还应表现在对国家能力的提升,实现其在约束政府权力与提升国家能力之间的合理张力。     

学员阅读军事类英语文章的调查研究

军队院校学员应具备较强的军事英语阅读能力。通过调查研究,用真实数据了解军校学员对阅读军事类英语文章的看法,并发现其阅读中的难点,可以针对此提出相关解决建议。     

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评析

张之洞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教育,为培养既能精通洋务又能恪守古训,既知"新"也知"本"的"中体西用"式人才而努力。他一方面积极倡导变革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又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大力倡导尊经。张之洞试图通过废除科举制度来对传统社会体制进行自我调节,不可能在根本上突破传统的藩篱,这是张之洞本人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评析

从传统中寻求富有建设意义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中西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本主张.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其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的异化问题而引发的保守传统道德的回应,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还要面临一个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撞问题,"中体西用"成为了这一思想的核心理念.西方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依托的市民社会、人文主义价值等前期思想资源,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所缺失的,这使得创新传统成为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摆脱困境、实现发展的必需.     

论明代地震灾异与地方治理——以嘉靖乙卯陕西大地震为例

有明一代发生过数百次的地震灾异,其中尤以嘉靖乙卯陕西大地震最为惨重。明政权面对这种惨烈的自然灾害,往往采取发银赈济和蠲免税徭等措施,在地方,大灾之后的饥荒和病疫往往引起地方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而在地方的震后救济中,赈济和救助成效的好坏,往往只能依赖于州县官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并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地方治理的首要目标。     

论清代"盐法"律例实施中贫民的困境

清统治者深知贫民有困于饥寒而流于盗贼的可能,所以在财税法制中多有体恤贫民的条款,"盐法"例文中允许"贫难军民,将私盐肩挑背负,易米度日"就是一例.但一法立、一弊生,通过对清代相关"盐法"律、例、则例、事例、省例、章程和成案的考察发现,此例在实践中虽然部分地缓解了由于贫民为生计所迫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但同时也沦为了奸商豪强转嫁税收负担、借机贩私的工具.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与苏民困以保税源之间的权衡,是终清之世历任统治者都无法解决的难题,贫民作为社会的"最少受惠者"却承担了社会发展的主要成本,也是清代财税法制自身难以克服的顽疾.     

论清末资政院预算审查权的确认与行使

1910年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决的宣统三年预算案,是民意机关首次对朝廷收支进行监督和审核的历史事件。经过这次常年会的讨论,国会的预算审查权的确认得到了宪法意义上的表述,说明在中西议会的产生与发展史上,财政预算问题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资政院的设立,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议会政治对于缓解国家财政困窘的突出意义有关,其对宣统三年清政府的各项财政支出的全面审议与对原预算的核减,也与当时财政部门对财政支出的"节流"需求相关。很多议员意识到,资政院预算审查权的真正落实,取决于国家政治结构安排的合理变化。     

论张之洞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关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表达，不仅使得“中体西用”这一提法上升为官方意识、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也使得这一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完成了从洋务派的重在“开新”，到戊戌时期首推“卫道”的转变。虽然维新派也提倡“中体西用”，但其主旨在于中西文化的会通，这与张之洞意在以西学补救中学之缺的保守思路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张之洞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张之洞对传统义利之辨的继承与突破

张之洞于时代裂变的晚清时期,应对民族危亡,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的观点.他试图通过对"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的论证,完成对传统的"不与民争利"到"公利不可不讲"的转化.而他对"私利不可讲"的坚守,在体现了他作为"儒臣"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其对义利观的认识无法迈进近代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