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功德与缺憾

风雨苍黄,90载白驹过隙. 回望百年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演化轨迹,希望与绝望曾经相伴,屈辱与自豪仿佛如昨.     

《预算法》优劣评价标准探析——兼论现行《预算法》的主要缺陷

本文认为,《预算法》优劣核心评价标准由“增减全社会与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标准”“人道自由的最高标准”与“公正平等的根本标准”三个构成。以此观之,现行《预算法》存在诸多缺陷,其修订面临的主要任务在于：重视和明确《预算法》修订的终极目的,充分尊重国民的权利主体地位,进一步扩大民意基础,坚决淡化官员主导色彩,切实强化预算权力监督与问责机制,积极探索协商预算机制。     

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本质内涵及其批判

究竟国家最高赋税权力应该由君主一个人独掌还是由全体公民共同执掌,这是赋税伦理研究必须直面的根本与核心问题。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是：主张国家最高赋税权力应该全部由君主一个人独掌。其差别仅仅在于君主是应该遵循赋税道德独掌,实行王道赋税;还是应该不遵循赋税道德,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赋税最高权力。先秦赋税伦理是一种极为片面...     

税收公正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研究——兼论中国税制改革必须直面的主要问题

就税收是纳税人财富的损耗而言,任何税收都是一种恶。但这种恶却是一种"必要的恶",一种必要的"扭曲与损耗"。作为一种必要的"扭曲与损耗",是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福祉总量的。研究税收对经济的"扭曲与损耗"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是何种税制对经济的"扭曲与损耗",是政府主导的还是纳税人主导的?即要看这种税制的政体基础是什么?只有人道自由、民主宪政税制对经济的"扭曲与损耗"最小,而对经济"扭曲与损耗"最大的税制是以非民主政体为基础的。     

纳税人新论

"纳税人"是任何一个税收治理体系的核心范畴。能否按照每个纳税者自己的税收意志管理税收活动,是一个纳税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纳税人"的逻辑前提。"纳税人"的内涵与本质在于,他必须是具有明确税收主体性和意志的人,是可以为自己的财产自主独立负责的税收主体。真正的"纳税人",必定是税收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是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同样,一个国家"纳税人"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税制的优劣与善恶,决定着这个税制终极目的的实现与否,体现着这个国家税收治理的文明程度。     

陕甘宁边区民主财税实践的启示与借鉴

本文认为，陕甘宁边区的“钱袋子”民主实践，是一笔由千千万万民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精神财富，是当代中国实现税收治理现代化，彻底走上现代税收治理大道不容忽视的宝贵财富。其现实启示与借鉴在于：保障民众基本权利是优良财税治理的终极目的，财税治理的根本在于主权，公正决定着财税治理的基本结构，人道昭示着优良财税治理的价值导向，自由是衡量财税治理优劣的重要标准，法治是优良财税治理的基本要求，民主是优良税收治理的核心要件，宪政是优良财税治理的根本保障，监督机制是优良财税治理不可或缺的基础，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是优良财税治理的必要前提。     

韩愈伦理思想新探

宋明道学先驱者韩愈伦理思想由道德价值实体——性情三品说与道德观两大部分组成。性情三品说的主旨是，性和情共同是人的一切伦理行为的原动力，所不同的是性是终极原动力，而情是表层原动力，从而使现实的伦理行为有上、中、下之别。道德观认为，道德起源于圣人博爱怜民之心理，其目的是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及个人需求的满足。为此，韩愈把纯粹利他奉为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唯一且最高的标准。其理论上的偏颇和对实践的误导与儒家伦理思想十分相似。     

税收伦理问题初探

税收伦理是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其研究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生不必赘言。它既是税收治理面临税收法定主义、税收相对主义、税收技术主义现实挑战的催生，也是伦理学和税收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税收伦理是指征纳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以及应该如何的规范，其当代使命在于寻找和发现优良的税收治理道德规范，为税收治理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其基本问题在于探求税收活动中征纳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社会制定税收道德的终极目的，进而制定优良的税收治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税收伦理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税收公正、税收平等和人道，而诚信是税收治理最重要的道德规则。     

用诚信财税体制呵护企业家尊严

在“用诚信财税体制呵护企业家尊严”这个题目下我想表达以下三层意思：第一，企业家群体是一个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活动的主导者。因此，企业家群体的精神状态、综合素质，诸如身体、胆略、心态、才能、见识、勤奋、命运、品德等等要素的优化状态，也就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体丰裕程度以及社会的和谐状态。     

王安石财税变法流产根本原因探析

两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切变法和改革,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等等,几乎鲜有成功者。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皇权专制政体本身的极端恶劣性及其自身的不自由、不人道、不公正与不平等性,几乎都是在挑战社会治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这个终极标准。王安石财税变法的流产或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此,在于其财税变法挑战了财税治理的终极目的,无视人道自由原则,违背了平等人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