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边境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县是滇西边境的民族聚居区,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在保障贫困者基本生活和缓解支出型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成效增强了边境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然而,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包括经办监管能力弱、家计调查实施难、以户施保制约救助精准性、医疗救助待遇"捆绑"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县情的制约。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地方财政能力弱、艾滋病感染者和跨境婚姻贫困家庭等特殊贫困人员增多。此外,乡村金融服务滞后和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的就业帮扶不足也制约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成效。     

应对不公平的策略选择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本文以应对不公平的策略选择为分析视角,从理论上归纳了应对不公平的4种策略,即自我被动忍受、被动依赖外力、主动借助外力和自我直接参与。实证检验表明,民族地区受访者选择主动借助外力的人数占比最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政治面貌、社会经济地位、其他民族好友数、社会公平感认知、民族政策满意度等是受访者策略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基于公民参与能力提升和治理主体有序互动两大路径:本文提出了改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5点政策启示。即提升民族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创新城市民族工作方法,提升民族政策的公平性,增强女性参与能力,提升民族地区和个体发展能力。     

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缓贫效应分析——来自云南的证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制度,但其作用主要是缓解贫困而非消除贫困。通过对云南省农村家庭调查问卷的分析可见,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在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但十分有限的作用,且这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和民族间差异。尽管如此,农村家庭成员对农村低保制度给予了较高评价。这种主观评价一方面反映出农村低保制度对农村低保家庭成员起到了缓贫解困的作用,增强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农村低保制度在管理运行中存在着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应从制度理念、制度管理和运行以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增强民族地区农村低保制度的缓贫效果。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缓贫效应: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证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制度,基于民族地区农村家庭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农村低保制度在缓解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中均发挥了积极但较为有限的作用,这些作用在地区间和民族间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如此,低保家庭成员对农村低保制度给予了较高评价。在缓贫效应方面,低保待遇缩小贫困差距的作用要大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并且,低保待遇对少数民族家庭的缓贫效果要好于民族地区汉族家庭。在收入分配效应方面,总体上,低保待遇仅能使农村家庭基尼系数和人均家庭收入离散系数分别降低3.5%和3.2%;但低保待遇缩小少数民族家庭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好于汉族家庭,缩小民族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则大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低保家庭成员的主观评价也反映出了农村低保制度在管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凉山州农村低保制度减贫成效、问题和特殊挑战——基于甘洛县的分析

对四川凉山州甘洛县的调查研究表明，农村低保制度建制逐步完善，救助人数和家庭明显增加，农村女性、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救助率增高，保障标准缓慢提升。但是，该县农村低保制度也面临着制度内普遍性问题和制度外的特殊挑战。制度内普遍性问题表现为：制度运行公平性不足、救助待遇低制约购买力、评审程序不规范激发社会矛盾、社会化发放推行难、制度监管缺位。制度外的特殊挑战则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矽肺病和艾滋病患等特殊困难人数增多、地方政府财力严重不足、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这些因素对农村低保制度减贫成效的精准性和公平性构成了损耗。基于反贫困政策体系的整体性视角，本文从社会保障制度与其他社会反贫困政策两条路径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