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首次扩大的缘起、历程及其启示

1965年生效的关于噌加联合国以安理会为主的主要机构成员的宪章修正案，是联合国宪章的首次修正，也是迄今为止安理会唯一一次成功的扩大，对安理会内部的权力均衡和运作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为今天安理会的改革，如相关利益方有效的政策整合、广泛共识的达成、循序渐进的原则、大国应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以及对有利时机的把握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现代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启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惨重灾难的同时,也孕育、萌生了国际社会文明互动的曙光,它从多方面推动了国际社会的民主历程在战后的全面启动,主要表现为:民主、平等精神在战后的普及;民族国家主权体系的扩展;国际制度的发展;强权政治的式微和和平民主力量的崛起;多元国际社会的初步形成等.这些趋势的出现和巩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与国际行为准则.     

“和平”崛起战略与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相对综合实力的迅速增加，中国与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建设性的参与国际制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出探讨，认为中国融入国际制度是缓解大国崛起下安全困境的有效机制，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平台，是通向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多元国际社会的形成

本文在对多元国际社会概念作出基本界定的基础上,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多元国际社会形成机理作一考察.先是指出战时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战时合作,弱化了战前意识形态间的对抗;其次二战造就了战后国际社会共存的现实政治情势(如超级大国的崛起和核武器的出现等);再者二战直接推动了战后亚非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使国际社会在政治和地理上具备了全球意义;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确保了多元文明共存共荣的国际社会在战后的初步形成.     

銮披汶·颂堪政府时期的泛泰主义研究(1938-1944)

1938-1944年间,銮披汶逐渐掌控了泰国的军政大权,构建了以大泰族主义和领土扩张为内核的泛泰主义的意识形态,把泰国20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引向极端.他对内推行法西斯模式的泰化政策,对外采取了机会主义的领土扩张的外交政策.具体实践体现在三个方面:国号的变更、泰化政策的推行和泛泰帝国的追求.銮披汶政府的泛泰主义给战后泰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留下了诸多负面遗产,诸如诱发了战后至今的泰南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泰柬柏威夏寺之争以及导致国内经济秩序的混乱与战后和平外交开展的艰难.泛泰主义的历史兴衰给当下世界政治中的民族国家建构留下了有价值的启迪.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多元国际社会的形成

本文在对多元国际社会概念作出基本界定的基础上，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多元国际社会形成机理作一考察。先是指出战时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战时合作，弱化了战前意识形态间的对抗；其次二战造就了战后国际社会共存的现实政治情势（如超级大国的崛起和核武器的出现等）；再者二战直接推动了战后亚非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使国际社会在政治和地理上具备了全球意义；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确保了多元文明共存共荣的国际社会在战后的初步形成。     

二战时期美国未接受泰国宣战的原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迅速与日本缔结了军事同盟,并向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宣战,但美国对泰国的宣战这一在国家间表示重大敌意的行为却采取了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泰国驻美大使巴莫亲王个人出色的外交危机公关,正是他的努力使得美国相信泰国政府不代表泰国人民的立场,从而博得了美国的同情和谅解;二是美国出于争取泰国国内持反日立场的政治派别的支持和泰国民众感情的需要,藉此减轻未来军事反攻时的阻力;三是在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下,确保泰国未来主权的独立,实质上服务于美国战后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建设。美国的这种做法在后来被证明产生了实效,并为战后英美对泰国的争夺埋下了伏笔。     

抗战时期民国学人战后和平规划中的国家主权观

抗战后期在盟国开始规划战后和平的背景下,民国学人对当时国际社会流行的国家主权观做出了反思.他们认为,随着时代变迁,其存续已构成国际合作的障碍,也是二战未能避免的重要原因.因此,学人们普遍认为应把对主权观念的改造和相应制度安排视为战后世界重建的关键.学人们所倡议的新主权观就其外在属性而言,是相对主权和平等主权的结合,是以对等、自愿与合作为基本价值的主权观.民国学人新主权观的树立源于其特殊时代境遇下所秉承的务实主义的工具理性这一治学理念,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几千年来所积淀的思想遗产.这种基于历史经验和环境变迁而生成的主权观对于我们当下树立国家利益与时代环境相协调的主权观具有重要启迪.     

从领土征服到和平发展：二战后世界发展模式转换的宏观解析

1945年后的世界，国家追求自己目标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的、虽然不是彻底的变化。二战后这种外部环境的变革和国家对战争的感知，导致了国际社会主流国家发展观的改变。发展模式由过去的领土征服转变到二战后的和平的经济扩张和技术竞争，而发展目标也发生了由过去的军事安全优先到二战后的社会经济优先的变迁。     

联合国大会“联合一致共策和平”377（Ⅴ）决议之审视——联合国大会权力的首次扩展

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11月3日通过的名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在联合国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产生了以下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安理会机制的不足，增强了其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效能；开创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维和部队”机制；根据该决议启动的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制度有利于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体系内对霸权主义的遏制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该决议也为今天的联合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