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交流与“革命”动员:五四时期《觉悟》“通信”栏的编读互动与公共空间

《民国日报·觉悟》是五四时期新思想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园地,其通信栏构筑了编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互动交流的空间。通过对1920—1925年《觉悟》通信栏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新思想"觉悟"下的青年,却受困于思想蜕变与社会现实的差异,经由"通信"对自身婚姻、教育和学业等困境的展示,特别是参与由编者选择和构建的时政论题之讨论,将他们的个人经历与五四论题紧密相连。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觉悟》通信栏在邵力子要"根本解决"和"联合就是势力"思想的指引下,完成由"觉悟青年"到引导青年"走向革命"的蜕变。《觉悟》通信栏呈现的青年读者思想的变化历程,特别是由日常生活问题讨论所推动的思想革新,也是理解五四思想传播及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面相。     

符号、仪式与认同：民国时期的孔子诞辰纪念

民国建立之后，政府采用阳历作为主导的计时体系，孔子诞辰纪念日也被纳入其中。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将孔子诞辰纪念日与“国历”推行结合起来，重新规定了孔子诞辰纪念日的仪式，注重阐释孔子学说与三民主义的密切联系，彰显了孔子诞辰纪念日与国民政府统治正当性建构的密切关联。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教师节与孔子诞辰纪念日合二为一，力图扩展传统思想资源的影响，进而强调文化认同对于民族存亡的重要意义。在民国节庆体系的建构中，由于孔子诞辰纪念日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与文化意义，因而其蜕变也呈现出与其他纪念日不同的特点。     

清末“纪年”论争的历史考察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方式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解决当时现实政治困境和遵循世界发展＂公理＂的思想内核展开了论争,展现了不同群体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加深了知识分子对纪年的基本功用及纪年必然会趋同于世界标准的认识。清末的纪年论争对之后中国纪年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时间观念研究述评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近代中国时间观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近代时间观念变化的文本分析,多集中在纪年论争问题的研究上;二是对社会变革与时间观念互动的研究,侧重于民国时期推行阳历的分析;三是时间观念对现实政治等方面的文化建构研究,这是当前史学研究受到西方新文化史影响的结果,对时间观念研究的深化和视野的拓展有积极作用。近代时间观念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上仍显薄弱。要深化时间观念的研究就要综合考察时间观念与其他相关文化现象的关联,将时间观念放置于近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中加以认识。     

塑造“新学生”:民初启蒙与商业中的《学生杂志》

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顺应时代风向的变化,出版《学生杂志》,以塑造"新学生"为目的,专注学生的"课艺"问题,为中等学堂学生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商务印书馆在保持文化理想与追求商业利益之间的平衡,为自己赢得了大量学生读者和作者,也带动了商务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由于受到时局以及商务自身文化立场的影响,杂志主办者和学生群体对清末以来学生群体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作为启蒙者的杂志主办者对"新学生"形象的建构与作为"被启蒙者"的学生对自我的想象交互作用,共同形塑了这一"公共空间"中的学生面相,使之呈现出与清末学生群体不同的特征,也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中新旧思想在学生群体中的碰撞与影响。     

清末民初“纪年”论争的宗教性因素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应采用何种纪年方式展开了激烈论争,纷繁各异的纪年方案都呈现出追求世界发展＂公理＂的取向,在此过程中,宗教性因素作为西方思想资源用以佐证不同纪年方案的合理性。而到五四时期,这一状况却根本改观,宗教性因素又成为知识分子对世界＂公理＂认同的障碍而被抛弃。这一转变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八小时工作制主张与革命动员

五四运动后，国内知识界及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高扬“劳工神圣”,经由解析工人工作时间价值，开始广泛宣传八小时工作制。随着工人运动的逐步展开，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从争取八小时工作时间扩展到争取周日及重要纪念日、节日的休息，其中对女工和童工工作时间的限定日趋严格，并力主男女工资待遇平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视为维护工人经济利益，塑造阶级意识的方式，推动了工人运动转向政治斗争，进而促进了国民革命的深入开展。国民革命面临失败之际，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则成为中国共产党试图推动革命高潮，挽救革命失败的手段。梳理中国共产党八小时工作制主张及实践，有助于理解工人动员政治中的“统一性”因素及影响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