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民生思想的困境及其出路

传统儒学的治世思维模式直接影响着其解决民生问题的效力。儒学只有突破现有研究民生问题的简单模式。立足现实，才能找到关注民生问题的适当方式。囿于学术性研讨以期引起社会关注，从而推进诸如经济之类民生问题的解决，这却是儒学不能承担的。如何从细节入手关注人的安身立命，才是现代儒学思考民生的切入点。显然，现代学者就儒学的生存形态所做的探索远远不够，这直接影响到了儒学的生存土壤。而对儒学生存土壤肥力的改进与对公共知识分子担当精神的培育，既是儒学实现自身转化的关键，也是儒学解决民生问题的突破点。唯有如此，儒学探索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案才能为陷于现代性困顿中的人们开启智慧。     

利玛窦《二十五言》的爱比克泰德思想——兼谈中西哲学比较何以可能

只有具备共同基础,中西哲学比较才是可能的。基督教曾借助斯多葛主义实现其在罗马帝国的本土化,利玛窦在其《二十五言》中亦将儒家学说理解为中国式的斯多葛主义,希望借助它来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二十五言》的基本素材源自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爱比克泰德,爱比克泰德强调人的修身实践,关注如何实现人的主体自身。这与儒家关注的修身学说极为相似。利玛窦探求儒家、基督教和斯多葛主义的共同特征,旨在从儒家学说自身来证明基督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可能性。《二十五言》呈现了斯多葛主义和儒家学说在明末清初之际的历史交融,可谓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现实范例,为我们深入思考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性转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天地人”观念与《易》的精神

“天地人”观念是《易》精神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易》的人文精神 ,也反映了儒家文化的精髓。而它反映了传统哲学对本体论特有的表述 ,这也是《易》经在传统社会一直为群经之首的缘由。它是深入《易》学研究 ,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的一切入点。     

“性恶论”还是“知天”?——荀子礼学根源的重新考察

性恶论如何称得上是荀子礼学的根源,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如果将礼仅仅纠缠于"性恶"这个层面,那么荀子的礼学将会沦落为一种单纯治世的规制,丧失从人类如何存在的深层维度来思考礼。"知天"而非性恶论才是荀子礼学的思想基础。     

儒学“治国”之“道”与“术”的重新思考

以“德”与“天命”为核心的世界观支配着儒学的生活世界，直至乡土社会瓦解之前都还适用。随着西学知识体系垄断现象的出现，儒学如何衔接现代社会就成为一个问题。固守传统的知识体系难以对原有的世界观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治国”是儒学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儒学治国的主要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德性养成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通过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使得德性原则在社会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儒学治理所分析的不是行为活动的策略规划，而是分析实现过程的历史逻辑，试图利用修身养德性来破解各种非道德领域关系。儒学经世致用的合法性取决于官方认定，但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推崇什么，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厘定。对于治国之“道”的笃信，使得儒学仅仅局限于“术”层面的反省。然而这远远不够，有必要重新反省“治国”之道与术的关系。     

德性还是律法?——一个现代版道德学解决方案的得与失

现代伦理学基本上由自然人与戒律两个部分构成。由于缺少自然人在接受教化过程中所要实现的目的,因而始终无法摆脱道德无力的理论困境。有鉴于此,麦金泰尔独树一帜地提出"回到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麦金泰尔将道德和律法作为判别一种学说的标准和依据,并以此来断定其是否能够作为德性传统中的一个理论环节,以有益于解决人类目前存在的道德困境。他的解决方案和评判标准都很有意义,但存在着很多不符合实际,甚至是独断论式的断言。     

试论朱熹理学思想建构中的荀子思想形象

随着“朱熹是荀学”命题的提出,朱熹笔下荀子的真实思想形象值得聚焦探讨.朱熹用“参杂法家”甚至“全是申韩”的评语表达对荀子取法法家以建构学说的不满,但依然认为与韩非等法家人物相较,荀子是有救世情怀的儒家圣贤,是“大醇”.朱熹沿用了程颐“论性”时性与气兼备的义理架构,认为孟荀皆有得失,荀子于“大本处不透彻,只见得人性之不好”;孟子“只见得大本,未说到气质之性”,这构成了性恶论兴起的理论源头.不识性之大本,导致荀子虽强调践履工夫却因流于细节而无从落实.朱熹认为应该从孟子四端说来阐明“礼乃性之固有”,可破荀卿之说.总之,朱熹体察、肯定荀子的救世情怀下的良苦用心,从义理上有意识地统合孟荀来寻求发展儒学.     

论宗教成为中华文化未来创造方向的可能——唐君毅对“现代性”问题调适的一个尝试

面对“花果飘零”的悲剧性现实和西学知识分类体系独霸天下的局面,“反向格义”成为唐君毅阐释自己学说的无奈之举.他从儒学的“教化”之义中拈出“人文主义”以契合于现代社会,从而为中华文化面向现代找到“灵根自植”的药引.儒学的宗教性集合了西学体系下道德、宗教与人文的理论品质,能够协调人类在超越性与现实性方面的需求.因而,唐君毅将“宗教”视为中华文化未来创造的方向,并将“三祭”概念作为切入点加以阐释,明显具有“神道设教”的味道.     

中西哲学对话中的认知、方法与立场——以王船山论利玛窦为例

在异域文化相逢时,究竟以正统观统摄对方,还是以"借鉴"视角来观照自身,不同立场决定着如何处置不同文化中的根源性概念,以及与其相伴生的知识体系及开放的世界.明清之际,儒耶相逢,王船山、利玛窦都试图捍卫拱顶石般的理念(天),为各自的意义秩序提供知识性证明.借鉴儒学相关观念,寻求儒耶之间相似之处是利玛窦"适应"策略的重要内容.王船山注意到利玛窦所传播的知识及其影响,沿用"华夷之辨、圣学与异端之辨"的正统观思路,遵照亲亲尊尊的原则对"天主"概念进行了驳斥,在知识层面辩驳"地圆说"与以往经验不相符之处及其解释某些关键问题时的失效.船山之误判并非简单地因个人固陋,而更多是其知识传统下的系统性"剧场假象"所致.依据现代人的生存经验来苛责船山的守旧,过于简单化.二人所代表的文化在当时中国所处地位的迥然有别,使得他们相遇时在知识、理念层面作出固守与适应的不同选择.这种基于正统或借鉴立场的选择在现代中国哲学与西学之间的对话中有所延续.     

"归家":斯多葛派伦理学的指归

人们通常重视斯多葛派伦理学的理论贡献,但受剜于将伦理学视为哲学一个分支的解释框架,因而难以深入挖掘其哲学指归.诚如列维纳斯所言,伦理学是第一哲学.斯多葛派的伦理学也是如此,并以oikeiosis一词为理论出发点探讨人如何成就主体自身.oikeiosis本意即为回归精神家园.因此,人如何安身立命是斯多葛派伦理学的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