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和谐:宋儒理想状态的家庭邻里关系

经过所谓的"唐宋变革"以后,宋代最基层的社会关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因应新的社会环境,宋朝士大夫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齐家"理念;同时,随着新的宗族体系的确立,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乡约".这些"居家礼仪"等宋代读书人倡导的理想社会关系逐渐得到统治者的认同,并被付诸实践,成为宋代以后中国古代社会主流的基层社会组织形态,这是唐代以前门阀制度崩溃以后宋代重构基层权力网络的必然结果.     

论宋代中央和地方僧官体系及其特征

论宋代中央和地方僧官体系及其特征游彪僧官制度的研究是探讨佛教寺院僧尼等级结构等问题的一个必要环节。虽然宋代僧官体系有沿袭隋唐僧官制度的痕迹，然而，宋代僧官也有其特色，在中国古代僧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笔者试图对唐宋僧官制度的发展变...     

赴日宋朝海商初探——以宁海周氏家族为中心

本文以多次来往于宋日之间的著名海商台州宁海周氏家族的周文德、周文裔、周良史为焦点,首先考证了周良史在宋朝和日本的活动轨迹及其出身背景;其次对周良史之父为周文裔而非周文德的史实进行了考辨;再次对周良史的死亡时间进行了辨析,探明了周良史后人的情况;最后,揭示了宋朝商人的价值取向。     

略论士兵逃亡与宋代财政之关系

宋代士兵逃亡现象甚为严重,逃兵给宋代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本文拟就士兵逃亡与宋代财政之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一 从表面上看来,士兵逃亡与宋朝封建财政风马牛不及,但事实上,士兵逃亡本身,对封建国家就是巨大的财政损失。在正常情况下,封建国家就负担着相当大的军费开支,既要支付募兵的一切费用,还要为士兵(主要指禁军、厢军)准备衣粮、武器、住房等等,长期供养这些雇佣兵。一旦士兵逃亡,募兵费用、武器等士兵应用之物将全部损失。宣和年间,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宣抚司上奏朝廷:“勘会诸边遇事调拨军马,其军人随身衣甲、器械悉从官给,事毕纳还。比来堕卒关请器甲、衲袄之类,避免征役,多是逃走,或托疾拖后,并将元请衣甲、器械、衲袄擅行货易,或典质钱物,     

“常胜军”对辽宋灭亡的影响

一、辽朝的怨军 常胜军渊源于辽朝末年天祚皇帝时期,其初创时被称为怨军。关于怨军的创置时间问题,史书记载略有不同。《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天庆七年)九月,上自燕至阴凉河,置怨军八营,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后宜,自锦州者曰前锦、后锦,自乾自显者曰乾曰显,又有乾显大营、岩州营,凡二万八千余人,屯卫州蒺藜山。”     

宋代寺观数量问题考辨

传世的史料中保留下来若干宋代寺院、道观数量的记载,多数学者将这几组数字视为宋代寺观的总数,但这种看法显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因为,此类数字仅为宋代官方登记在册的、符合法定要求的寺院、道观数,而事实上,宋代民间不断兴建寺观,因而存在着大量未经政府赐额的寺观。另外,这几组数字均是将寺院、道观合而为一的,有必要依据现存的一些资料对其进行细致区分。     

宋代地方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考论——以范成大蜀地任职为例

在宋代,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得到广大民众虔诚的信仰,在全国各地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宗教势力.作为朝廷的代表,各级地方官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南宋时期,范成大担任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佛教界举办的各种佛事活动,这是其行政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他出席的政治意味远远高于宗教本身的意义.同时他还留下了大量诗作,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四川地方政府官员与佛教寺院、僧侣之间的特殊关系,也真实地再现了两宋时期普通民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宋代宗教史研究的新起点——《南宋宗教史》评价

从某种角度上说,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专门性的宗教学研究;二是历史学工作者对各种宗教源流的梳理;三是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探索宗教的善恶美丑.应该说,这种分类法未必能涵盖宗教研究的所有内涵.客观而言,上述三种对宗教的研究路径似乎并非尽善尽美,但各有千秋.因此,将"专"与"通"结合起来,将是今后中国宗教研究相当重要的发展方向,也是突破学科条块分割的必由路径.     

宋代有关僧尼的法条初探

历代王朝对于佛教的管理体制可谓各具特色,在唐宋之际呈现明显的法制化趋势。唐代之前,主要属于零散的、临时性的、行政管理性质的措施;宋朝以后,管理僧尼的行政措施日益严密。从客观上看,宋代有关寺院、僧尼的法制逐渐完善,既严格规范了宗教团体的行为,也便于政府更加有效地管理出家人,无论是对寺庙、道观,还是对各级政府部门,都是十分有利的,这对中国古代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朝邮政管理体制的一个侧面--以进奏院的职责与官方文书的分类为中心

宋朝的进奏院大体上与现代国家邮政总局有相似之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收发官方文书,为了确保各种文书及时而准确地送达目的地,宋朝政府制定了很多相应的措施。具体而言,既包括对进奏院官吏的严格控制,也加强对各种文书的分类管理。通常情况下,官方按照传递速度和时间将文书分为“常程”和“急速”,按照文书的机密程度又有“实封”和“通封”之别。尽管宋朝制定了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但文书传递过程中依然漏洞百出,给宋代社会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