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巴士快速交通在我国的发展前景

巴士快速交通由于其所特有的特征与优点,使得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开通了巴士快速交通,有些正在或拟规划建设,那么巴士快速交通在我国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到底有多大的发展前景？这是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国外,巴士快速交通已经与轨道交通处于同等地位,为缓解城市交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目前只有一些发达城市才刚引进,还处于起步阶段,根据其特有的优点与特征,巴士快速交通可以在不同等级的城市,与轨道交通、常规交通等一起构成多层次的交通网络系统,为现代城市交通的改善发挥其最大的优势。     

从“钉子户”事件看政府危机公关

被网络等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市"钉子户"事件已经尘埃落定。当地政府积极介入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使此次事件得到平息。但"钉子户"事件却显现出政府公关危机治理方面的问题,如政府危机公关体系不完善,对媒体重视不够,与公众沟通不畅等。政府是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公关的主要角色,应培养政府人员的现代公关意识,运用法律手段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公关危机管理机制,健全双向沟通机制,从而成功地解决危机。     

国有民营模式:公共服务“逆市场化”的选择

为解决由市场化中公共服务效率和公益性相互制衡的难题,以近年来涌现的公共服务“逆市场化”过程而带来的国有民营模式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国有民营模式产生的原因、合作机理进行研究.揭示公共服务“逆市场化”并不是回到传统的政府垄断模式,代替的是转向国有民营模式这一规律;阐明国有民营模式是追求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市场和公众三方主体的合作治理,强调政府控制、市场化运营机制,以及公众参与三块基石紧密相契.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提供思路.     

国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研究述评及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已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文献回顾和比较等研究方法,以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内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为研究对象,详细评述了国外现有研究对什么是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解,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治理的实践,并以此为我国提供启示与借鉴,即:我国公共服务改革须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关键是要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责任关系,通过使用商议和信任等机制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诉求,实现公共价值。     

废弃共享单车回收治理的多主体博弈演化

随着共享单车在中国各城市的陆续投放，其产业链中下游的回收与转化问题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借鉴国内外固体和电子电器废弃物回收经验，提出生产责任延伸制（EPR）与征收环保税两种回收治理模式，通过构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仿真方法，对两种模式下废弃共享单车回收的多主体博弈治理过程进行模拟仿真，分析各方主体的演化均衡策略及最优治理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三方主体最终将达到政府停止监管、企业选择生产责任延伸制模式、消费者参与回收的均衡状态；外生变量（消费者补贴、环保税和企业回收转化收益）对主体策略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且敏感程度依次增强。认为:在现阶段，政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需对共享单车企业强制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使其承担产品从生产使用到废弃物回收处理等阶段所造成的资源和环境责任。单车企业则应通过提供免费骑行次数或提高个人信用等多样化激励方式引导消费者参与回收。     

城市定点类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任务,其中城市定点类公共服务面临着三层困境:不同类型公共服务在结构配置上的失衡;公共服务在空间上供给的不均衡;公共服务在阶层间分配的差异.该问题的解决,实质上需要定点类公共服务在供给中区分服务安排者和生产者,采用政企、政社、社企、多元主体合作四种供给模式,为提升上述四种供给模式的绩效,需要设计民生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生产机制和分配机制.在政企、政社供给模式,需重点关注分配机制,在社企合作制模式中,需要重点关注民生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在多元主体合作模式中,需要平衡三种机制之间的关系.     

基于合作治理的公交服务控制权配置及其对效益的影响:以上海市公交服务为例

公交服务效益不佳而引发了国有化回潮的现象,其关键在于政府、公交企业和社会群体三方主体在合作中控制权配置不合理.针对此问题,基于合作治理的背景,运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公交服务合作的效益模型,探讨公交服务各主体控制权配置及其对效益的影响,并以上海市公交服务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交企业控制权配置受其自身产出水平的影响,产出水平越高的企业,其获得的控制权也就更大;公交企业控制权与效益是“倒U型”关系,只有控制权在合理范围内时才有利于效益的增加;各方主体在自身控制权范围内,其努力水平与效益是“倒U型”关系,表明政府过度干预、社会群体无效参与均不利于效益的提高.据此提出在合作中的战略、战术和执行层级中合理安排各主体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