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思维与中国早期国家观的形成

中国早期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出了一套和西方迥异的国家观念,这套国家观念是建立在一种身体思维基础之上。古代中国思想家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常常采用一种身体隐喻方式,即将政治组织的构成或政治现象从身体的角度予以阐释。在此脉络下,早期中国形成了一种身体思维视野下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形塑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诸层面。     

儒家星象政治哲学分析——以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为中心的考察

星象政治哲学作为中国古代宇宙论的核心,约萌芽于上古三代时期。这一哲学经过周代的人文化成后,至春秋时期开始被儒家纳入其整体的哲学体系,成为政治理论的形而上的依据。后经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理论的浸染后,至汉代董仲舒时期,其哲学逻辑已经成熟。董氏通过星象学的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三个层面,构建了系统的星象政治哲学。本文即以董氏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为中心,对儒家星象政治哲学的起源、内涵与影响进行分析。     

身体思维与中国古代治道观的形成

早期中国在身体思维的视野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治道观。在治道的目的层面，古代思想家将国家视为一种放大的身体，强调治国与治身的相通性，以身体层面的中和境界为基础而展开对治道目的的论说。在治道的内容层面，古代思想家往往从身心一如的角度出发，以心与身的一体性来论说国君与臣民一体性，并在此基础上突出心对身的内在调节性，借此彰显君主对臣民所承担的“养”与“教”的责任。在治道的途径层面，古代思想家经常将身体视为权力规训的对象，主张通过对身体的内在与外在的规训，即“礼”与“刑”两种途径来实现良善治理。这种身体思维视野下治道观长期被坐实到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由此而形塑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治理模式。     

身体观视野下的儒家政治义务观分析——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政治义务观的一个典型特色就是从形而上的思维出发,通过一种身体隐喻,将国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心与手足四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来分析臣民的政治义务问题.因此,儒家形成了一种身体隐喻视野下的政治义务观.其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心与手足四肢的互为主体性,来阐释国君与臣民的互为主体性,在国君与臣民互为主体性的语境中来分析臣民所承担的政治义务问题.     

近百年王道思想研究述评

王道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概念,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近百年来学界对王道思想的研究成果众多,主要集中在对王道思想概念与内涵的分析,在历史上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其时代价值等方面。这些研究一方面反应了王道思想研究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学者对王道思想所做的研究使之在当下的发展具有了多重路径的可能。     

“自我”与“他者”视野下的晚清使西人员心态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条约体系中，开始派遣使西人员，以了解西方。这些使西人员由于亲身体验到西方作为“他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与中国的种种不同，“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是萦绕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体现在他们心态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张力关系，即“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张力关系；“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文化他者”与“政治他者”的张力关系以及“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的张力关系。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晚清政治衰败分析

晚清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合法性不断流失,而当时的制度安排使得整个系统形成了迪尔凯姆型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一般在其成员内部创造信任,但使社会成员对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则充满了疑虑和不安,并且深深地腐蚀着清廷政治系统过程功能即政治体系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决策,从而加速了清廷的政治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