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其不可而为之”看孔子的理性精神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天命论可被认为是其思考天人关系问题的基点。在孔子之前,天命的概念从殷商时期带有人格神意味的上帝之天转向了西周以后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的命运之天。而在孔子这里,除了对二者的批判继承之外,天命又增加了一层天赋道德使命的特殊含义。世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强为,就在于他对天命的特殊理解。孔子的天命论,以主体主动之"知"为桥梁,从主体的理性意识出发,主动承担天赋道德使命,积极进行入世实践,并且对于结果无所挂碍,向上直契人与天地相参的道德理想之境。从"知其不可而为之",可见孔子之深刻的理性精神与觉醒。     

梁启超的新民构想

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创立新民说.他认为,导致戊戌变法夭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自下而上地造就出一代拥戴变法的新民来.在他的心目中,新民应该有摆脱奴性束缚的品格,应该有高尚的公德意识,应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应该有尚武精神.以创立新民说为标志,梁启超开始以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论两种总体性权力作用下人民主体性的生成

人民主体性是主体性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崭新理论进路。与传统主体性哲学专注于其抽象性不同,人民主体性则具有生成的特质。人的生存状态时时受总体性的资本与政党双重逻辑共同作用影响决定了这一特质:资本逻辑从经济领域出发,渗透至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导致人及人际关系的异化状态;政党逻辑则以政治领域为起点,设定目标、凝聚共识、有效组织再塑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以及它对政党理论的创新和政治的实践,提供了重新思考主体性问题的契机。坚持政党总体性权力对资本的驾驭,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为中国语境下的主体性研究提供创新性视角。     

论强纲领中的因果性模型问题

布鲁尔强纲领中所反对的目的论模型来源于巴恩斯提出的目的论模式，他们都拒绝将科学的发展看作真理进化过程，认为作为一种信念的科学知识应当纳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布鲁尔进一步提出了与目的论模型相对立的因果性模型，并构建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守的四条“强纲领”，力图促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门普遍性的学科。布鲁尔声称强纲领的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是两种相互排斥的形而上学立场，但实际上因果性模型与目的论模型并不完全排斥，甚至还有所交融；同时，他关于因果性模型的论证与辩护也存在诸多问题，是一种不彻底的“强纲领”。     

铸民族文化伦理之魂——《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自序

<正>《伦理与传统伦理论集》是本人2007至2014这八年来公开发表相关主题论文的一个选集,能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本人深感欣慰。在此之前,本人曾有两个论文集,即《道德与人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伦理与传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一本选集了我自1982年至2002年这二十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后一本则选集了我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职以来四年间(2002—2006)发     

“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对于唐代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始终绕不过对于"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对于唐代儒学发展的研究也是如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对唐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对思想领域造成的动荡也是空前的。随着战乱之后社会的动荡、人心的不安,儒家思想急需对自身的理论进行重建以期适应时代的需求。本文即是在详细考察史料的基础上,对"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进行层递的分析,由此对唐代后期出现的儒学复兴运动之原因进行详实的考察。     

马克思科技审度的三个焦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今被认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科技审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理论准备,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养分。马克思科技审度的思想精华是分别通过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异化、科学技术与自由这三个焦点而展开的理论思考。主要结论有:(1)科学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源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科学技术异化是造成对自然奴役的重要角色;(3)科学技术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深刻影响着人的自由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