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规范体系与立法效果再评估

务实科学的法律规范体系与立法效果评估是完善法治体系的关键环节。在2015年法治发展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持续围绕完备性、科学性、民主性和受监督性四大指标构建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精心设计并修正针对社会公众、法学专家、法律执业者的调查问卷,借助随机抽样和立意调查两种实证研究方法,在全面考察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的实际状况及其年度差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得出具有可信赖度的评估结果,将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助力。     

互联网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认定及其法律规制——强制不兼容的类型化视角

近年来,国内频现互联网平台滥用相对于上下游企业或终端消费者的竞争优势,裹挟进行强制不兼容的行为,对行业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方合法权益均造成严重损害,有必要对其予以法律规制。由于互联网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具有诸多有别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特质,对该行为认定的范式应有所更新,其中依赖性认定是关键;认定重点应置于对相关主体间依赖性及滥用行为的考察上。鉴于我国现行法律尚不完善,宜采用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主、《电子商务法》等相关行业监管法为辅的规制方法;而且要在将该行为定性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基础上,考察互联网迥异于传统领域的诸多全新特质,多维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统合协调好不同条文间的关系,以使规制效果最优化。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比较研究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立法模式上，英国采罪群模式，《2018数据保护法案》共规定了13个罪名，可分为四大罪群；我国采单一罪名模式，《刑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统一规制买卖、提供与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定罪模式上，英国检察官与ICO均有权起诉，警告是案件分流的重要措施；我国以司法解释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追诉标准，“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犯罪构成上，两国在个人信息的定义、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过错上存在异同。刑事责任上，英国只配置了罚金刑，我国配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未来，个人信息犯罪将围绕具体的个人信息权利、义务不断完善。     

论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预约合同属于能够单独发生法律效力的独立合同。我国《民法典》规定了预约合同,但未明确规定违反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形式。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信赖利益保护,违反预约合同义务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具备强制缔约效力的预约合同,可以适用继续履行责任,其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应根据有关履行利益的规定进行计算。对于具备善意磋商效力的预约合同,不能适用继续履行责任,其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应根据直接损失来确定。违约金赔偿责任和定金责任,不仅可以适用于预约合同,而且其数额也是可以计算的。未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可以作出具体规定,统一司法尺度。     

家庭农场组织形式研究

家庭农场是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具有成员权属性、家庭属性、农业生产属性和现代化属性。关于家庭农场组织形式没有统一规定,在可供选择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四种组织形式上,实际上存在着成员权属性、家庭属性与农业生产规模化、市场化的博弈,家庭农场的成员权和家庭属性是其根本属性,规模化和市场化不能对此否定。家庭农场组织形式的应用应当在我国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模式,有效破解发展过程中的土地问题、融资问题、规模化生产问题和经营管理问题等。     

公司重整中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功能定位与权责配置

公司重整中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具有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功能。前者在于激励公司经营控制权人及时申请重整，并保证重整期间公司经营的效率；后者在于通过保存公司治理结构以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以及激励利害关系人在进入重整程序前进行充分的缔约谈判。若要充分发挥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的功能，必须构建用以支撑其功能的权责配置体系。美国法的经验于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弥补我国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在功能上的不足，可借鉴美国法的经验，对我国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进行重构。具体的对策包括：明确债务人自行管理的适用范围，划定自行管理的债务人与管理人的权责界限，健全对公司经营控制权人的权力制约机制，并同步推进重组协议及预重整制度与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的完善。     

民法总则的立法思路

作为制定民法典的第一个步骤,我国已启动了民法总则的制定。民法总则是统领整个民法典并且普遍适用于民商法各个部分的基本规则。在民法总则制定中,应该以现有的民法通则为基础,充分处理好继承、创新的问题。以法律关系为主线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以此为中心,民法总则的内容将更富有体系性和逻辑性。在体例上,民法总则应采民商合一进行整体设计和构建,进而实现民法作为私法基本法的价值理念。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自足性——对基本法第11条第1款的一种解读

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法律,其第11条第1款规定,香港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均以本法规定为依据,这在法律上保障了"一国两制"方针所要求的香港本地制度、政策的自足性、独特性与稳定性。因此,这一条款可称为"基本法的自足性条款"。这一条款从宪法第31条延伸而来,所以具有宪法层面的保障作用。在司法层面,香港法院有权根据这一条款化解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从而维护"基本法的自足性"。     

为同性恋者治疗的人格尊严侵权责任——兼论搜索引擎为同性恋者治疗宣传的虚假广告责任

中国首例同性恋矫正侵权责任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引出了为同性恋者进行治疗究竟是否属于侵权行为的问题.同性恋不属于疾病,为其进行矫正治疗,构成对同性恋者人格尊严的侵害,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同样,为同性恋矫正治疗作虚假广告,也构成虚假广告责任,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5条规定确定虚假广告侵权责任,与为同性恋者进行治疗的医疗机构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私人执法”是否存在——与徐昕教授商榷

《法律的私人执行》(以下简称《执行》)一文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时徐昕教授所提出的"私人执法"的概念与其运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和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给我们带来了启发。但是为何私人能够执法?以及"私人执法"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法社会学或者法制史研究的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进路单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私力救济"现象固然存在,然而这种救济在多大程度上可命名为"私人执法"更是一个法学理论的问题。社会中的"私力救济"现象若要转化为"私人执法"的法律概念必须面对科学性、合法性、有效性等问题。换言之,法理学中能否科学地推导出"私人执法",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必须同时进行规范的法理学研究。通过分析不难发现,私人执法的概念中蕴含着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