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派往准噶尔汗国的各使团路线研究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使者来往的通路是很重要,而且沿途路上怎么防止对方沿途打探消息等政策。准噶尔汗国前往京城或清朝派往准噶尔汗国的使者,从清朝角度来看,基本是分为南路与北路。如今清朝派往准噶尔的所使团中报告发现的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派使噶尔丹内大臣齐他特;康熙二十八年(1689)派使噶尔丹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雍正三年(1725)和雍正四年(1726)派使策妄阿喇布坦内阁学士众佛保;雍正十二年(1734)派使噶尔丹策零侍郎傳鼐;乾隆二年(1737)出使噶尔丹策零喀尔喀副台吉厄墨根,乾隆三年(1738)派使噶尔丹策零侍郎阿克敦。     

挽救颓象的努力：战后国民政府鲁豫区清查团在青岛的清查接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青岛的接收腐败被称为“全国之冠”，鲁豫区清查团将其列为清查重点。清查工作在青市舆论充分呼应的情况下展开，清查团抱定了“抛弃一切情面”的决心，市民亦积极响应，递交了大量告密函。但清查团惩治贪腐的成绩却与舆论期待相差甚远。青岛地方政治势力的派系斗争和利权冲突异常激烈，不少政客甚至将清查视为打击异己的工具，这都深度干扰了清查工作，背景雄厚的接收“大老虎”却未见落网。清查接收是国民政府在战后整顿社会秩序、挽救民心的重要举措，该工作确对促进地方经济秩序的恢复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清查团查处贪腐不力深刻影响了内战期间民心的走向。     

满译《金瓶梅》研究述评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满译《金瓶梅》得以刊行,后又以刻本和抄本的形式传行于寰,中外都有存本流世。学界有关满译《金瓶梅》研究,方兴未艾,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本人就满译研究情况分别以目录介绍、专门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等方面,逐一介绍,以便同仁利用。     

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2018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是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田文镜旗籍考

田文镜是雍正朝名臣,雍正帝赞为“天下巡抚第一”,是有清一代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现当代学者一致认为他原属汉军正蓝旗,后抬至正黄旗。田文镜的自陈奏本及《缙绅录》等材料,可以确证他原属汉军镶蓝旗。这一错误,源于清国史馆对他的记述,而地方志等的记载反倒是正确的,这提示我们,面对清人旗籍记述有歧异时,应高度重视地方文献的价值。     

孙中山与西藏

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危机重重,如何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统一,是孙中山必须深入思考的紧迫问题.民国建立后,针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与团结,倡导五族共和,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1924年,孙中山又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之后也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同时,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     

清前期河道总督的权力及其演变

清代前期,治河是国家的重大政务,清廷设立河道总督专管河务。就政府职能而言,清代河务由工部总其责,并委以河道总督专其职。但从国家政务运行上讲,工部却逐步失去了对河务的控制,河工治理最终成为"总河专责",这一格局在康熙中晚期形成。同时,在河务决策中,河道总督的话语权也稳步提升,在乾隆中期河道总督取得了对"谈河积弊"(河议)的全面胜利。清前期河道总督权力的扩张,是清廷对河务技术特征认识深化的内在要求。     

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

"民族主义"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其渊源可追溯至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改革不同路向的争议,故"民族主义"研究长期受到"同化论""汉化论"等思维模式的影响,比较强调其历史起源同一性与连续性的特点。随着人类学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学界对"民族""国族""族群""种族"概念的区别有了更加严格的界定,从而把"民族主义"的产生看作古代与近现代交织互动的产物,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介入,则更强调"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有意建构的结果。"民族主义"研究的三种取向各有利弊,"同化论"过度突出汉民族文化创造具有压倒性的典范意义,从而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阐释;"根基论"则过多关注文化传承的延续意义,而较少顾及文化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发生的复杂变异;"建构论"则只关心文化传统在近代被塑造的过程,而完全忽略了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延续性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