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产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权利束”，是交易制度的基础。不能把产权局限于所有权上，也不能把产权改革等同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经过１６年改革，产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当前进行新一轮的产权结构创新，是使国有企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而公司制改造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核心。影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效果的两大问题，一为国家与国有股产权代表的关系，二为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产权结构的改革。     

论我国经济改革时期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是经济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纵横比较,统计分析,阐述了近十二年来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基本趋势,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探索了引起通贷膨胀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了控制通贷膨胀的对策。     

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条件下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矛盾,实质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矛盾。我国长期以来只着重解决企业归谁管的问题,而没有解决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的问题。现时采取的以计划调节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的办法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简单易行的,协调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办法。但从长远来看,有必要探索更好的途径以克服其内在的矛盾。这一途径即是:变板块结合为有机渗透的结合,改变直接的行政干预,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对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趋其利,避其害,做到自觉地有计划地利用。目前实现这一途径的条件尚未具备。     

跨国公司理论与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现在,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普遍现象。遍布世界的巨额生产和经营资本,庞大的销售体系,在各个经济领域无孔不入的活动,在高额利润基础上惊人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这个经济巨人对全球经济起着强有力的和持续的影响.面对这种形势,我国能不能参与到全球性的跨国公司生     

对社会所有制的探索

作者认为,于光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式是从列宁的公式演变而来的,但两者有所不同。该公式不应在商品生产之前冠以“社会主义”,项目排列次序也应作变动;于光远同志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提法是正确的,把社会主义所有制概括为公有制是不科学的,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特征;我国目前已存在低级形式的社会所有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结合模式的新探索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问题,我国经济学界,曾经提出了“主从结合说”、“板块结合说”、“渗透结合说”等许多观点。然而,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两者的对立关系,难以在实际操作中使它们成为统一的调节机制。对此,《经济运行与调控》一书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阐述了一系列颇有启发性的观点,提出了独具识见的“水乳交融”结合模式。 作者认为,计划与市场的机制融合是以要素融合为基础的。计划机体的构成要素尽管纷繁庞杂,但最典型、最关键的要素是计划信号。市场机体的构成要素,从市场机制角度考察,除了竞争和风险外,主要包括供给方面、需求方面和市场信号三个基本要素。计划与市场的构成要素融合,集中表现为计划信号与市场机制的三个基本要素的融合。其过程大体上分为三步:(1)计划机体诸内在机制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链式关系,使各个计划机制在产生自身强制力的同时又与其他计划机制的强制力融合起来,既能发挥其自身机制的调节功能,又能反映别的计划机制的调节要求。(2)市     

国有企业市场主体论——兼论法人所有权的确立

市场主体是所有参与市场活动的人和人的集合的总称。这一概念的界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扩张的。消费者、经纪人、市场中介机构、企业、在特定意义上的政府等,都是不同的市场主体。在市场主体糸统中,企业是最重要的主体构成。无论从历史抑或逻辑考察,企业市场主体既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确立的初始点。因此,只有完成规范化、制度化企业市场主体的塑造,完整的市场经济才能依此基础构建起来。     

《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

《资本论》不仅是我们观察、分析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而且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有其现实指导意义,下面仅就《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问题来进行探索。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性与曲折性引致的教训和思考

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各种社会制度,无论某种社会制度的产生、成长、发展、成熟、衰退,还是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都是一种自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过程。但是,社会主义     

试论宏观经济管理的微观基础

本文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探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内在关系,认为不仅宏观总量的变化规律可从微观主体的行为中找到说明,而且微观基础的性质限定了宏观管理方式的选择空间。因此,其逻辑结论是必须通过明确产权边界重新构造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