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内生性组织”与合作社关系剖析

20世纪前半期,在政府主导下中国乡村设立了大量的合作社,一方面其作为一种超血缘、地缘的行政嵌入性"正式组织",无疑是村落社会进化变迁的一个表征;另一方面它的运行又要受制于已有的"社会资本",即乡村中奠基于亲缘关系之上如家族、公家、会牌等内生性的"非正式组织",由此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和紧张关系,最终使合作社经济组织"异化"成为乡村家族、地主豪绅等强势阶层或"旧式精英"所操纵的一个新的"牟利之工具".表明了社会转型期中乡村中旧有的"权力文化网络"(家族、乡约等组织)会对政府所实施的制度变迁效率的损伤.这是政府在制定或推行某项制度及政策时事先需要着重考虑的.     

中国乡村合作经济困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基于文化禀赋比较的视角

文化信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其差异性会导致不同的组织发展路径,进而影响博弈规则,并最终影响到社会制度性结构确定.从中西社会比较视野分析,20世纪以来自西方"移植而入"的合作社经济之所以在中国命运多舛,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1)中国社会具有自主独立个性的"市场化力量"的缺失;(2)中西方文化禀赋差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3)合作制序根基不同:关系信任与契约信任.文化是不成文规范,制度是成文规范,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学习西方社会组织化或合作化时,我们不能只看到器物层面(技术、工具)和制度层面(产权、组织、激励),而且还应看到精神层面(伦理价值观、预设、信念)的因素.     

论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定位与政府能力

县域经济应是一种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民营经济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首要取向"和最主要"发展定位".这一特性内在决定了县级政府的职能是,适合本地特色或有利于优势发挥的发展理念和规划的制订者;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氛围的营造者;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者;各类行业协会及农民经济组织的培育者.但这些职能的履行受到了政府能力不足的掣肘,故必须要从转变政府施政理念、创新政府体制、合理分权和权力下放、健全科学决策机制及人力资源开发和依法行政等方面来提升政府公信度和政府能力.     

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建设为中心

改善农村金融和给予农民特别支持,是政府能够确保农民因信贷而进一步依赖和支持政府,而且也是"获得农民长期支持的一种有效手段".20世纪前半期,国民政府为其统治赢得更多合法性和扭转城乡之间资金的非对称性流动,实施了农村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建设;有效地解决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发展中的"拓荒成本"和外部性.但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体",同时也造成了合作金融制度的"异化".所以,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作为不仅体现在要提高"供给引导型"制度变迁的效率,而且还要发挥"需求追随型"进入模式优势;更要注重做好激活、改善农民社会资本的存量,培育和创造农民社会增量,拓展他们发展机会和行动能力.避免跌入所谓的"制度供给陷阱".     

乡村合作运动中合作金融制度建设之议——基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经济史视阈分析

20世纪后，为挽救行将崩溃农村经济，在各种行政力量裹胁下，中国乡村掀起了以信用合作社“异常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合作化运动。而合理合作金融制度与健全合作金融体系，是为各类合作社融通资金、减少对金融资本依赖以促进合作效能充分发挥之必须。基于此，人们在反思检讨合作运动缺憾与不足基础上，对中国合作金融制度与体系建设的学理探讨：包括合作金融内涵；体系建设路径、组织体系层级、与农业金融区别和联系、中央合作金库地位及目标等。其中不少论点极富建设性，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完善乃至于新农村建设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这也就是笔者费力将此爬梳出来的原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