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从魏晋南北朝执手礼看礼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执手是中国礼文化中众多礼仪行为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执手礼,既有对前代历史的继承,又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继承和更新,主要表现在所反映的情感意向和所作用的社会人际关系诸方面。与先秦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的执手礼更具时代特色。其植根社会的深入程度是以前历史无法比拟的,所反映的情感意向更加丰富,所涉及的人际关系背景更加多种多样。表达友善情感的功能、人们赋予手的美好特质、习俗的稳定性、礼仪制度的保护推动是执手礼得以传承的四个因素。四个因素中,第一个和第四个既决定着执手礼的传承,也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影响着执手礼的更新。     

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

<正>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最盛时人口超过百万。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的自注中,回忆玄宗时代唐朝对西方的交通时称,当时在长安城西面北门开远门外建树了一座堠堡,上书"去安西九千九百里"[1](P54),表示戍人不为万里行。这段记载屡被相关文献征引①,可知在开元、天宝盛世,唐朝政府特别以堠堡作为标志物,向天下昭示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地位。据     

论清代西藏领主等级制的形成

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在清廷治理西藏的进程中,西藏领主等级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元明两朝统治西藏时期,以萨迦、帕竹、噶玛教派为中心的地方政权接受元明的册封加委,领主等级制已初步建立。但是全面系统正规的等级制,都是在清代才真正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清代对西藏治理的深入,主权关系的巩固,给领主等级制的形成以巨大影响。然而由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传统而来的承袭关系,甚至还有其他民     

《梁书·西北诸戎传》(节录)要注

本文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之一。旨在凸现诠证系统 ,不胪列异说。突出重点 ,与“西域”无直接联系者从略。以传文内容为限 ,不事枝蔓。各传所在正史有关材料择要录入 (有时也给予简释 ) ,以资参考。除非必需 ,不注语辞。凡有所本 ,标明出处。文字、标点从中华本 ,指出区别。     

北宋东京街巷的空间特性

北宋时期的东京街巷呈现出强烈的空间特性。相对于唐代,宋人对于里坊的概念变得漠然,而更多地以街巷的名称来标示地理位置;同时,东京的街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商业性,具备了更强的经济活力。相对于地方州县,东京的街巷具有更突出的公共属性,是社会各个阶层所共享的城市空间。作为京城的开封,其街巷空间的设施景观、活动人群及内容,均呈现出更为鲜明的等级色彩。     

明万历援朝抗倭后朝鲜社会秩序再建——韩国文献《社约辑录》研究

明万历间,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援朝抗倭,前后近七年,最终日本败退,朝鲜国土得以光复。此七年间,朝鲜关壁江山,尤其是南部诸道,尽为日军所占领。日军于其占领地区,实行破坏朝鲜本土文化之行为,故光复后,地方耆绅着力于社会风气之改造。文内所举之韩国文献《社约辑录》所录之社约,肇建于明正德间,日本侵略后被迫废止,万历间朝鲜光复,遂有新约之立,其后延至清朝中叶,实为难得珍贵之史料。文章兹就其于明中叶以后所立之社约,以窥当时朝鲜社会之状况。     

顾应祥(1483—1565)的土地自由流动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明代中叶常州人顾应祥提出的土地应该被允许自由流动的思想及与之相关的德治政府论是明代思想史界的一股清流。顾应祥认为,人之本性彼此各异,在生产劳动上的投入与产出所得也必然不同。对此,国家不该用制度限制或政策约束,强求百姓财产均平。为此,他既反对明初恢复井田制的呼声,也不同意丘濬的"配丁田法"。结合明代中叶田土兼并的情状可知,顾应祥之说,实质是面对田土受强权左右而无法正常流动的现实,精于儒学之道的士大夫为了安定社会、保障民生,而设计的一种改善思路。这一设计,因为本诸人性,既以之为保障民有的理论之源,又以之为施治于民的制度基础,故能缓解国家与百姓之间的对立,减少因财产转移而引发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