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及民族团结心理构建——以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

在族际交往中,经济文化交流仅展现交往主体互动的表征,心理感受及其支配的社会行动才是交往主体互动的本质。通过对江浙沪粤4省市19个少数民族的研究发现,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文化冲突等现象依然存在,其原因是"内卷化"的交往圈降低了族际交往互动的主动心理,跨文化交流障碍使族际互动双方产生了双向排斥心理,民族形象污名化使族际互动双方构筑了心理防御墙。这种民族心理距离现象不利于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延滞了流入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探索弥合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构建跨民族身份的民族团结心理机制,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共筑中华梦"的伟大目标。     

“例外”之幕下的新帝国——《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新读

哈特、奈格里所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论证了新帝国秩序的生成逻辑,其中有三个不可回避的关节点:一是当代国际法秩序的理性奠定者汉斯·凯尔森,通过理性解构民族国家的主权理论,在主权国家之上建立一个超越各民族国家的国际法秩序,从而形成各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具有大同性质的跨国政治有机体;二是由中世纪开始出现的正义战争理论,通过奥古斯丁、阿奎那经院神学家到格劳修斯等新教神学家",正义战争"的概念经过几次嬗变,最终通过几次大型战争创造出符合新国际法秩序的唯一正义;三是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福柯、阿甘本等预言(证实)的例外状态常规化治理手段,通过"警察权"充当"例外之幕"遮蔽全球规训之实质,对普世秩序进行干涉的强制。     

海南岛黎族“中心型”家屋社会结构研究——以海南昌江王下乡杞黎为例

黎族作为海南岛的世居民族,具有独特的家屋模式和社会结构特征。文章借鉴"中间派群岛"家屋社会建构模式理论,通过对黎族家屋及其三角灶的文化象征、家屋与亲属关系以及家屋在社会交往中所建立的网络关系三个方面的讨论,提出黎族是以家族长为向心力的"中心型"家屋社会,在与家族关系并重的横向社会延续中,以好客习俗与互惠机制发展出由家屋到家族外的圈层结构和多种互惠形式并存的内在整合机制,进而实现了无文字黎族特有的家屋社会秩序及其文化延续,展现出海南黎族家屋社会的文化独特性。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三个不适应”及其治理路径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通过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做出了"我国已进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这一基本判断,并指出少数民族同胞"进城"存在着"三个不适应",即少数民族群众对城市生活和管理方式不适应,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群众某些生活和行为方式不适应,以及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机制不适应。"三个不适应"本质上是城乡和区域的结构差异、文化差异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民族关系调节体制机制不协调的问题。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学者们的研究,"三个不适应"的解决可以从四个方面切实展开:构建整体、系统、协商和法治的治理体系及机制,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和创建的纵深发展,强化以社区为着力点的"民族互嵌"建设。     

阿富汗的族际关系与国家重建

族际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难以回避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作为历经冲突后正处于重建状态的国家,阿富汗面临的相关问题就更加令人担忧,国际社会也面临被解释为族裔冲突的各种挑战。尽管族际关系问题在战前尚未构成关系到阿富汗国家存亡的政治因素,也非其社会冲突长期存在的唯一原因,但是自1992年以来却成为引发阿富汗武装冲突的主要原因。实践证明,阿富汗族际关系问题应由参与国家重建的各族自己去解决,未来阿富汗各族必须共同努力,反对族裔歧视的衍生和发展,只有这样其国家重建才能获得基本的运作前提。国际社会支持或反对某一族群利益诉求的举措,很可能成为该族群利用族际关系争取自身利益的实践,难以对解决阿富汗冲突有所助益。"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等治理观,为多民族国家和多样化世界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处理族际关系和纷繁事务的新理念。     

《萧旼墓志铭》为赝品说

进入21世纪之后，带契丹字的赝品泛滥成灾。一些批量生产的所谓契丹文字墓志铭陆续流入到个别单位和民间博物馆收藏。     

汝卡东巴文记录语言的能力考查

能否完全记录语词是东巴文定性的一项重要依据。笔者以田野调查所得的经书为例,在改良学界惯用的穷尽式统计法的基础上,对汝卡东巴文记录语言的能力进行了考查,并结合其它证据,认为汝卡东巴文已经具备完全记录语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