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章回小说的民族形式

我国章回体通俗小说,在民族形式上,表现为基本上采用通俗白话;散文和韵语杂揉并用;结构形式上的章回体;艺术手法上的真假相间,虚实并蓄;以及刊行时附有插图,形成图文并茂等特色。     

传承中的再造：羌族口头传统的文化生境及特征

口耳相传的口头传统构成了羌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其特征表现在内容的丰富性、内部文化的差异性、传承形态的宗教性、文化影响的多元性等方面。这些特征既是羌族民众基于深厚的历史传统中传承生成的，也是在与多元文化互动共融中不断进行合理性改造中达成的。传承中的再造构成了羌族口头传统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读图时代视像媒介的诗学意义

纵观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一条越来越急促的递进轨迹十分清晰,从绘画到摄影,从电影到电视,从家庭影院到视频电话,从网络电视直到今日流行的＂播客＂,我们当代人已经生活在一个影像大众化生产与消费的声像组成的＂仿像时代＂。网络化视像媒介成功地弥合了诗与画各自的不足,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数字化表意方式,使网络时代的跨媒介诗学成为可能。     

臧懋循“笔削”元剧小议──元杂剧校读记之一

明人选录元剧，大抵都要做“正讹”的工作。臧懋循笔削“元剧”，是为不争的事实。凌初肯定臧氏“补缺正讹之功故自不少”，但也批评臧氏“时出己见”作改易，将两者作了区分，这是科学的态度。     

幻梦与诗章:李商隐诗心抉微

(一)心中的诗神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李商隐是晚唐社会中一个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半生漂泊于各大节镇幕府中以卖文为生的“下僚”,因此,其政治地位是卑微的、悲剧性的(特别是与其才能和抱负相比)。可是,艰难困苦和备受驱使、压抑的生活不但没有能扼杀,相反却锤炼了他的艺术才能,从而玉成了他精湛高超的诗歌艺术。于是,作为一个历史     

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学术流变

彝族古代诗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轨迹,如果我们以翻译整理者的考证为据,加上对彝族古代诗学论著的整体考察,那么彝族古代诗学殆发轫于魏晋,而盛于唐宋以后,发展于明清之际,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三个彝族诗歌理论繁荣时期.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独布举的《纸笔与写作》、布塔厄筹的《论诗的写作》和举娄布佗的《诗歌写作谈》、大体产生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数百年间;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布麦阿钮的《论彝诗体例》、布阿洪的《彝诗例话》则出现于唐宋时期;佚名的《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和漏侯布哲的《谈诗说文》和则成书于明清两代.这三个时期的诗学论著所呈现的发展序列表明,彝族古代诗学的基本理论是一脉相承、前后贯通的.诗学先贤举奢哲和阿买妮所开创的诗论方向、诗学主张在后出的诗论著作中都得以承继和发展,并逐步趋于系统化的阐述和综合.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成长与发展,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运动与变化,构成了彝族古代经籍诗歌研究的专门学及其学术史.为了陈述上的方便,我们不妨结合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发展源流和历史承续来观照其学术演进的主要特征和学术流变的主要脉络.     

文学与美学功利主义

文学艺术和美学一向在对功利主义的超离和依附之间震荡。所谓“功利主义”即通常所说的“利益趋动”，这里“利益”的涵义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超物质的。在文学作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之前，文学的功利主义问题并不直接表现为物质的，而与文学作用于人们与社会的方式关联。这种作用方式即通常所说“文学的功能与作用”。文学与功利主义的关系就表现为怎样利用和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就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来看，由于文学对人们的精神方面的作用，作家所以才被看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对于阶级社会，由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文学功利主义表现为…     

“游子文学”与放逐情怀

现实的人生处境，常迫使人思考生存的价值，从而使得人们的情感与心理为某种情境所缠绕，形成一种基本的生存情态。这种生存情态是左右着人的生存方式的心理动力。中国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古玛雅文化、巴比伦文化的没落，再无力回复，缘其心死矣。以色列人失去家园后，...     

韩国神话历史初探

神话与历史并非相互对立,而是不断互补转化。韩国不同朝代对于民族起源的追溯、对于民族共祖的解释、对于王朝合法性的论证以及对历史的书写模式中都贯穿着共同的神话模式,而对同一神话的解释又各有不同。分化与回归不断重演的过程正是神话历史生成的内在动力。     

读敦煌歌辞札记

在敦煌歌辞研究中,敦煌遗书内存有题名为“云谣集杂曲子”的词集,其卷号为斯一四四一(简称斯卷),抄写于卷背《燃灯文》之后,原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后书“倾杯乐”,以下残佚(实存18首);伯二八三八(简称伯卷),抄写于卷背“转经·入宅”等文之后,原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下讫“早脱离尘士”句(实存14首)。但《云谣集》的刊布,还是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于1912年录得斯卷以后,方流传开来,直到1919至1920年间,我国学术界方有机会见到斯卷《云谣集》的录文,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杂志》第18卷第8号)文内,首次刊布《云谣集》内3首词,即[凤归云]2首,[天仙子]1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