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WTO机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

自称遵守非歧视性原则的WTO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其实不公平。不公平在于其原则的基础忽视世纪贸易被发达国家垄断的事实，其决策机制更容易受发达国家的影响，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密件耗时长、花费大，协议规则更利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致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公平地位。     

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政治思考

恐怖主义事件在美国的频繁发生,既同全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盛行有关,也同美国所处的地位和它的外交政策有关。恐怖主义本身的影响是有限的,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外交战略,动摇国际政治的主流。     

论魏玛共和国的终结

魏玛共和国没有能够解决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没有建立起稳固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抓住魏玛共和国政治上的薄弱关节,利用在德国人民普遍反对凡尔赛条约的心理,通过民主选举登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进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顾魏玛共和国的兴衰的意义在于,要想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首先确立实现民主的基础。     

追求新亚洲安全:文化视角中的地区合作

21世纪各个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亚洲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了建设性的双边伙伴关系。但是亚洲国家形成“与西方传统不同的亚洲国际关系模式”仍然任重道远。作者认为,亚洲共同的文化认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理应把亚洲国家特别是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团结起来,全面实现“亚洲共同体”的战略目标。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与跨国企业的角力

全球化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现象,跨国企业则是全球化现象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跨国企业仍被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视为发达国家经济侵略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现在政府对跨国企业的友善态度,可以说是服从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深刻转变局面下所出现的逻辑变化。这些相关过程充分改变了跨国企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双方不断调整本身的方针及策略,争取与全球新形势下的现实接轨。本文尝试回顾及检视跨国企业与发展中国家两者关系中出现的转变,并进而指出考虑跨国企业的问题时,需要将有关研究视角放置于全球经济整体增长的背景当中。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及跨国企业应视双方之间的关系为一种互补的关系,这种互补性有助国家提升资源运用及相关素质能力。发展中国家只有正确认识及合理利用跨国企业,才能积极推动政治建设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宗教民族主义探析

宗教民族主义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现象.本文首先介绍迄今学界主要研究成果,然后探析"宗教"和"民族主义"如何交融连接形成"宗教民族主义",并简述了宗教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和世俗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宗教民族主义不可还原为纯粹的宗教思想和运动或世俗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成因不是先验的或纯精神性的,而是情境性的;不存在普世单一、固定不变的宗教民族主义.     

试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的特性及影响

历史已经证明,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和运动,民族主义具有神话般的建构和解构能力它不仅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且还能冲破国家主权的控制,导致民族国家的解体或融合。朝鲜半岛民族主义之强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半岛南、北两国都宣称致力于朝鲜民族统一,但至今未果。本文力图通过探究朝鲜半岛民族主义所具有的三大特性——反抗性、分裂性和精英主义——来揭示朝鲜半岛民族主义在朝鲜民族分裂和统一进程中的矛盾角色。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国家特性的重要方面,从多个方面和渠道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赋予国家外交民族文化特色。这显著体现在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活动中。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实践中体现出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中国文化建设被提高到软实力核心要素的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更加强调中国文化对中国外交的指导作用;在多边场合主张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共存,反对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主义;在双边关系上强调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利用文化交流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中国外交的中国文化"底色"更浓,成为当前中国外交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和中国风格之一。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