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修辞学

作为公共修辞的一种形态。以国家为修辞主体，旨在处理国内政务、塑造国家形象、协调国际关系、解决国际争端以及具有普遍性的人类事务。国家修辞学是公共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旨在研究国家修辞行为和现象、综括国家修辞手段和策略、揭示国家修辞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文章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重大国内外事务中的修辞实践为基础，提出了国家修辞、国家传播、国家修辞学等新范畴，分析了国家修辞的内涵、类型及其修辞主体和传播价值，阐述了国家修辞学的内涵、研究对象、内容、任务以及研究方法，综括了国家修辞学研究的学术和实践价值。作者认为，从个体修辞学走向公共修辞学、从民众修辞学走向国家修辞学反映了未来修辞学发展的方向。     

网络应用的信任度调查及发展思路探析

目前,政府网站、传统媒体网站、门户网站、微博、个人网站或博客、BBS这六种主要网络应用的网民信任度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和特点.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机构网站获得的网民信任度普遍高于自媒体,其中政府网站的信任度最高;在自媒体中,微博获取的信任度最高;传统媒体网站和门户网站则各自吸引着一定的用户.信任度的差异将促使我们对上述网络应用的未来发展思路进行重新思考.     

广告江湖，没有大师！

法文有句历史名言“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翻译成中文就是“国王已死。国王万岁!”通常是在先王驾崩、新王登基的关键时刻，朝廷上下大声呼喊的口号。我在文章开头,套用这句话,很希望中国广告界真的有“大师已逝,大师万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     

中国PMI数据的实际应用——PMI的领先性分析

由于指标的同质性,单纯用PMI来预测其他经济指标的变化是不够的。在实际应用中,发现用多个指标间的力量消长变化,即拟合指标可以更提前发现经济拐点。本文从方法论和实际验证的角度,论述在PMI数据体系中,如何在拟合指标应用、领先相关分析与预测、2007年以来的经济下滑与2008-2009年恢复过程的数据验证几方面用PMI数据预先发现经济走势的变化。     

社会发展视角下的健康传播——重访20世纪“第三世界”的历史经验

继承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阿拉木图宣言"的传统,提出以社会发展视角来看待健康传播问题。作者特别关注了阿拉木图会议及其同一历史时期内与健康传播问题有关的经验材料,研究发现,积极调动本土"业余医生"参与在地健康传播实践;利用传统医学的低成本和群众性优势加强健康传播效果;发动专业医生走入基层进行融合式沟通;动员基层民众参与健康知识宣传……这些曾经广泛付诸实施的健康传播策略并不是一些零散经验的汇总,而是有意打破专业权威壁垒,着眼社会整体发展的综合性方案,是对"整体健康"观念的积极呼应。     

欧盟的超国家治理何以实现——基于媒介治理的考察

欧洲既是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的发源地,又是区域性超国家治理的先驱。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超国家治理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作为欧洲一体化成果标志的欧盟,其超国家治理不仅在于"高阶政治"领域,而且在"低阶政治"领域得到了深化。以广播电视视听产业为代表的媒介领域的超国家治理典型地反映了欧盟的超国家治理特性,却在既有的研究中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基于媒介治理领域的考察,解析欧盟对广播电视视听产业超国家治理的目标缘起、机构安排和功能发挥,以深入的案例研究探究欧盟的超国家治理、尤其是在"低阶政治"领域的超国家治理何以实现。     

GE医疗集团奥运营销

为历届奥运会提供诊断设备和技术，是GE医疗集团多年来秉承的传统项目。对大多数运动员来说，奥运会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顶点，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GE医疗集团所要做的就是运用先进的早期诊断设备和技术，帮助运动员判断他们是否具备良好的竞技状态，助力他们实现运动生涯的梦想。     

从社会学角度建构关于“正义”的理论——读《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

波当斯基和泰弗诺的《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是一本关于"正义/正当性"的社会学理论著作,对其后的法国新社会学和西方当代社会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这项研究与政治哲学、传统社会学的关系来理解其理论渊源,重点介绍其六个"城邦"的理论模型、现实中运用的四种策略,并从范式、方法论、分析路径三方面归纳其贡献和价值。     

论手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媒体作为新兴媒体在危机发生过程中起着其它媒体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可以对社会信息的传播加以有效控制和疏导,以减少危机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手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在危机传播中有深广的应用前景。     

媒体专业主义的困境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凯利事件”背后的媒体权威与法律权威

“凯利事件”所引发的英国政府与公共服务广播BBC的对峙 ,导致BBC作为一个机构和一种理念都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BBC所引以为豪、并且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中立、客观、独立”的原则在层层盘问、质询之下显示出其脆弱、矛盾的理念基础。本文将借“凯利事件”逐个分析“中立、客观、独立”这些通常不被置疑的媒体专业主义元叙事背后的历史、话语、权力的构建因素 ,解构其普遍主义的神话。本文认为 ,媒体专业主义所规定的原则只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主导社会机构之间形成的意识形态合意 ,在极端事件的参照中便显示出其本体论合法性的危机。法律的介入使得危机得以暂时平复 ,并且恢复了现存秩序。但它并没有 ,实际上也无法解决现存秩序所依据的合法性理念已经失去普遍性共识这一深层次的危机 ,只是借法律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将其搁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