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

罗马建城于公元前753年,最初的人口大致为3 300名男子.150年以后,罗马男子士兵人数增至8万.这就是说,早期罗马的人口非常少.罗马所占领的地域也不大,主要在意大利中部以帕拉丁为中心的七山地区.从严格意义上说,当初的罗马只能算作是一个小山村.而这个在公元前8-6世纪还很不起眼的小山村,不久就成了地中海世界的主角,改变了地中海沿岸几乎所有地区历史发展的方向,使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一个内海.一个以地中海为桥梁连接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地球的西半部出现了.这么庞大的帝国一直到现在为止,还保持着空前绝后的记录.     

章学诚学术成就析论

章学诚在近世学术史上是一位公认的名家,然则由于其所处时代环境的复杂性,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流俗的强烈反差性,以及其价值观的超前性等项,使人难以究其底蕴。本文的撰述宗旨是立足于学术史演进的视角,在深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作全面、联系的辩证分析,在纵向上力求揭示章学诚对传统学术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在横向上考察其学术主张如何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以鲜明的批判性思维体现出其使命意识、担当精神。     

贾谊的“过秦”论及其“六经”思想基础

思想家、史学家贾谊的"过秦"论,是汉初"过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贾谊"过秦"论的历史视角分为"攻"与"守"两个阶段,具体分析了秦之兴亡的原因,得出了"攻守势异"的历史认识;贾谊"过秦"论的目的是为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提供历史借鉴,由此提出了具体的仁义治国理论。同时,贾谊是汉初"六经"的重要传人。其"六经"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子的思想,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天道观上作出了论证。在此基础上,贾谊具体阐述了"六经"经传内蕴的仁爱、礼治思想。这些"六经"之论,成为其"过秦"历史总结的思想基础。     

《老子》:道的历史性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巴门尼德用"是"(τοου)表示世界的最高本体,从那时开始,希腊人就把理论的关注点从"水"、"无定"、"气"等具体的世界本原(αpκη,又译"始基")转到普遍的世界本体上来.在中国,大约同时甚至更早,就有老子用"道"来代替"天"、"帝"等宗教性的最高概念,指万物的根据.但是,"道"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后来的古代中国学者习惯意会和描述,而不愿诉诸具有逻辑性的表达方式,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至今仍需继续解读.近代中国人学习了西方的哲学概念,并用以界说古代学术思想,由此引起老子的道究竟是"本原"还是"本体","唯物"还是"唯心"的争论.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吕振羽晚年咏史诗中的民族思想与史学史理论

《吕振羽诗选》是研究吕振羽晚年思想和学问的重要文本。民族史和史学史是吕振羽晚年用功较多的两个领域。诗中讴歌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少数民族领袖。咏史诗中关于中国古代史家和史书的篇章,反映了吕振羽对史学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包括：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要批判地继承古代史学遗产;要开展比较研究。     

古代中国的通史与西方的普世史观念

古代中国的通史著作之源可追溯到《竹书纪年》和《世本》,然而较为全面反映通史特点的著作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古代西方的普世史著作始于希腊化时期的史学家埃浮鲁斯.然而,无论中国的通史观念,抑或西方的普世史观念,均早于史著的出现.因此,研究中国通史和西方普世史观念的形成过程,对于深入认识其各自所具有的特点无疑是有意义的.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易学视域下的司马光史学思想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易学家。司马光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的。他从“变而通之”的易学变通思想出发,肯定只有变通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通需俟机而变,变通的原则是“守道不守法”;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重视“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易是“自然之理”,历史变易是盛衰之变,历史变易旨在革除弊法,而礼义纪纲之“至极之道”则亘古不变。他从易学天人整体思维出发,肯定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认为“吉凶有命”,而“命”乃“遇时”,提出“修己以俟命”的主张;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强调“僭失”天人之分必遭“天灾”“人殃”,积极宣扬重人事思想,以不书怪诞迷信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原则,肯定仁、明、武“人君三德”是决定历史“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的易学“中正”观赋予“中正”以“化之本原”的本体论、“德之嘉”的道德论与不偏不倚的方法论意义;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肯定人君以秉持“中正”之德而受尊位,“中正”是实现君臣和睦、君民同心“、上下交相爱”的根本方法“,中和”之德是人君修身、治国的“大本”和“达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