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发端性事件,如何估量和处置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2019年5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百年纪念"高端论坛,本期所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其中,杨国荣先生由"五四"核心概念(科学和民主)与儒学核心观念(仁和礼)之间的相分相融,提出"五四"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深层观念依然与传统相涉;罗志田先生提出,"五四"对个人的一度看重虽更多是受外来影响,但我们不宜忽视中国传统中本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个人,而"五四"使个人脉络化的"近代中国特色",却疏离于近代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个人观念;温儒敏先生认为,以"五四"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又赓续和再造传统,"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是儒学的转机而非灾难;何中华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五四"未曾正视和深究"民主"与"科学"背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文化决定论"试图从观念层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现代经济体制,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某种倒置。相信此组笔谈,对于相关研究将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绝地天通与中国政教结构的开端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构成了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诗经》的哲学意蕴——以《关雎》、《鹤鸣》为例

<关雎>、<鹤鸣>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关雎>描述君子对淑女的思慕复杂情感,以匮乏的方式突显以情相感、因感而通、因感通而有人际、天人之际的建立与呵护.<鹤鸣>中的鹤鸣、游鱼、树木诸景物呈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乐园经验.如何由情感见证际,进而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天的情意绵绵中呵护并守护际,重建生趣盎然的人间乐园,这或许构成了现代世界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通过对<诗>的哲学阐释,我们尝试突破现有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所划定的界线.     

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探寻与共同体意识

共同体意识建基于普遍性的探寻之上。依据对普遍性探寻的不同路径，中国哲学对于共同体的理解可以划分为治理共同体、自然共同体、天人共同体、道德共同体等不同类型。就治理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追求一种普遍性意义的治理型秩序，以齐同意识认识“性与天道”;就自然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追求自然一致的普遍性，立足于自然之道建立起总体性解释世界的模式；就天人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认为存在一种超越性的普遍性天道，遵循天道统一法则能够使得人类生活超越具体差异而走向和谐一致；就道德共同体而言，中国哲学以建构普遍的道德形上学本体为路径，论辩道德本体及其运行之道的普遍性，从而实现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性追求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体意识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凸显中国哲学的世界性意义。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社会性概念重构

以“社会学”的名义去框定马克思,需要理解马克思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革命”。对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建构原则的“社会性”缺乏深入关注,妨碍了我们对两者之间“革命”实质的理解,从而也会对建构马克思社会理论产生误导。以霍布斯与黑格尔为个案可以看到,“社会性Ⅰ”具有外在强制结构的特质,而黑格尔则更直白地在内在性维度的“社会性Ⅱ”层面为现代性重构提供方案。这两类思路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在面对此问题时的基本思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切入,则可以看到,马克思指向的是“社会性Ⅲ”,他要求侧重面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人之行动的内在关联,从而在阶级与资本互动的逻辑上寻求人之存在方式变革,这也显示了马克思与西方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历史意义的焦虑:“普遍历史”的回应及其病理

历史过程的时间性指向一种历史沧桑感,其核心是历史的无常性,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偶然、变易与无序,由此而有在历史中生存的意义焦虑。西方思想将历史无常体验为历史意义的虚无,并通过“普遍历史”构筑的“普遍性”,来抗拒历史的无常。最能体现西方文明性格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由两种传统构成：一是古希腊哲学提供的概念化思想工具,它使得普遍性在语言及其逻辑机制中以概念化运动方式加以建立,这种普遍性意味着脱离质料的形式;二由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保罗传统提供,它意味着隔断一切自然与文明论脉络的超越的普遍性,同时它将历史的意义系之于末世论的未来,这一未来意味着一种在时间之中消解时间—历史而抵达永恒的“特殊时刻”。以上两者结合,形成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中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回应的是“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同时又内在包含着对“历史中的意义”的贬抑,因而它意味着对历史的非历史处理,由此而难以避免历史终结的病理,这一病理最终导致的是历史意识的丧失。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责任与他者--列维纳斯的责任观

责任是列维纳斯的伦理形而上学中的主要观念.他对责任的阐述集中在四个问题上.第一,在负责任的生活与哲学关系上,他强调责任生活的优先性.第二,在为己责任与为他责任的关系上,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前提.第三,在责任与行动的关系上,指出责任即回应,具有言说的结构.第四,在责任与主体性的关系上,他提出带有主体间性的责任主体观.列维纳斯的责任观显示出与自我责任和社会责任不同的另一个伦理维度,即为他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