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与宋徵舆、陈子龙关系新证

陈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别传》对柳如是与松江名士的交谊考证甚为详备,但也有待发之覆:陈子龙、宋徵舆、李待问等名士是否曾同在柳如是处宴乐?李雯之《与卧子书》究竟作于何年?《柳如之轶事》所载杨宋爱情之内容是否属实?柳如是与宋辕文是否同庚?这四个问题表面上各自独立,实际上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解决第一个问题同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均是考订陈子龙与宋徵舆何时定交;厘清第三个问题与第四个问题才能较全面地重现柳如是与宋徵舆的情路历程;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提出均源自对《质直谈耳》所载故事之真实性的怀疑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能对《柳如是别传》有所补充和修正的。     

论总理衙门的保奖制度

总理衙门仿照军机处建立保奖制度,对该机构中得力官吏进行奖励,便利其仕途升迁。其覆盖面广,内容优厚,在吸引京官进入总理衙门任职的同时,也将部分熟悉洋务的官员输送到海关道这类尤需交涉人才的岗位上。总理衙门优厚的保奖,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晚清官场的铨叙规则。另外,在时人已经认识到的洋务(外交)人才需职业化这一点上,保奖制度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作为权力中介的“非遗”项目与民间信仰的生存变迁——基于江西赣州A村的个案研究

国家行政力量以"非遗"项目为中介作用于民间信仰,为民间信仰带来社会声望与经济资本,使巫傩信仰的发展传承重获可能。其中,傩戏与巫傩信仰发生分离,民间信仰及其秩序被重构,"文革"时期傩戏的集体记忆也被重新予以界定和解读。虽然巫傩信仰被迫改变了自身的传统规则,建立与新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相适应的新规则和新秩序,但随着文化主体的被动缺场,官方与民间对巫傩信仰及其建构的理解发生分离,彼此难以互相认同。一旦民间信仰的定义、理解及信仰活动秩序安排被行政力量完全掌控,民间信仰不但无法真正作为民间文化深入至乡村公共生活,也不可能成为真正受到官方肯定的信仰形态,最终将悬置于社会,无从挂靠。     

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张佛泉自由观念之转变

张佛泉的自由观念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自由观到消极自由观的转变.1930年代,身处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中,张佛泉批评古典自由主义所持的消极自由观即个人自由是“免于他人干涉的领域”,会加深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鸿沟,因而他援引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观,力图调和二者的关系.但他很快就注意到积极自由观可能导致的“以自由之名行奴役之实”的危险,转而主张消极自由观,并与新儒家发生了激烈论争.     

边区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和阐释

双十节是国民党政府的历史文化符号,但也曾是中国共产党借以表达意识形态的历史资源。在国共合作抗战救亡的大背景下,延安边区政府对双十节进行了隆重的纪念,在纪念同时,一面阐释统一战线、三大政策的正确性,一面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国民党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同时也进行着争取现实政治权利的民主斗争。中共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丰富了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内涵。     

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

清代以"永不加赋"为祖宗家法,而当国家的收支不能平衡之日,便不能不"开捐例",用卖官的办法敛聚费用.咸同两朝长期的内战一面需要长期的饷需,一面又在一大片土地上使国赋因兵燹而化为乌有.而后"捐例大开"和"捐例减成"遂以筹饷为旨义一路推广,一路泛滥:又在筹饷的名义下造出了一批一批捐纳入仕的做官人.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还有因打仗而得军功和因军功而得保举.军功和保举产出的也是一批一批不由科目而径入仕途的做官人.以清代的官制为范围.当日的官场应当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因此,太多的人沿捐纳、保举涌入其间,不能不使官场成为人口过剩的地方.这种现象起于内战之中,又在内战结束后长久地延续于南北之间,随后,满坑满谷的候补官便成了与19世纪后期的中国历史相伴随的群类.他们以自己的存在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官界秩序.     

“丁戊奇荒”: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

光绪初年的华北久旱,以其大范围的蔓延和长时间的连续造成北中国触目惊心的饥饿、时疫、死亡和流亡.在农业经济的中国,荒政曾是国之大政.但时当19世纪70年代初期,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刚刚过去,国库空虚,地方的仓储也空虚.因此,以荒政为家法和旧轨,则国家不能不主持赈济;而巨祲交逢衰世,朝廷和地方又都没有足够的物力施行赈济.与这种深深的困境相对应的,是内廷焦灼,州县竭蹶,旱境里的灾民因饥饿而死,办赈务的官员因劳瘁而死.焦灼和竭蹶,饥饿而死和劳瘁而死,既写照了天灾下的社会相,也写照了儒学民本主义在衰世里的最后一点余晖.而在国家权力之外,"南省"工商社会和西教教会各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入华北助赈,又显示了19世纪后期的世事变迁,荒政亦变迁.     

国难与国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双十节"纪念,在延续战前凸显"党国"符号的同时,也有一些新变化。在纪念活动中,国民政府不仅对内凸显救亡意象,彰显民族主义,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动员,对外也与盟国共庆,将"双十节"的民族主义意象与"以建大同"的世界主义意象融为一体。在"双十"叙事中,国民政府延续战前纪念中对辛亥革命领袖及国民党先烈的颂扬,并将"辛亥精神"发展为"抗战精神"。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借继续神话孙中山,和凸显其"革命尚未成功"说,将孙-蒋连接,推衍出孙中山正统继承人蒋介石独揽大权的合法性。     

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

19世纪中叶出现的"富强"观念和19世纪末期传入的"天演进化"观念曾相互撑持,绵延不绝地通贯于此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之中。在长久地溺于天下意识、地方意识和家族意识之后,前者促成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长久地仰望"三代"之后,后者促成了中国人发展的意识、进步的意识、历史规律的意识和世界潮流的意识。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遂由此而得以发生和展开。但在同一个过程里,由"富强"的单面演绎而致国家意识的独尊和至上,以及由"天演进化"的单面演绎而致理消势长的价值寂灭和不立本位的"规摩仿效",又不能不使"富强"常与民本和民生脱节,使"进化"常与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脱节。这些内在的矛盾,都是由这个过程造就出来的,它成为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阻窒。之后的中国人,不得不在致力于现代文明的同时,面对和收拾这些难题。     

“如水漫流”：时间的记忆抑或阵地战——论“石库门”的改造

位于淮海中路南侧、黄陂南路和马当路之间的新天地由石库门改造而成。石库门曾是家的象征,一个私人的生活空间,经过＂整旧如旧＂的改造后,新天地成为上海一个新的地标。在新天地,＂任何一个建筑一脚跨进去,里面是21世纪,是非常现代的,它给你的感觉上穿越了时空,＂心中感受的是石库门的历史,身体拥抱的却是现代化的大都市,玲琅满目的商品只是一种符号,与新天地达成共鸣的不是历史记忆,而是一种现代的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