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文学传》体例辨正

沈约《宋书》不立"文学传",李延寿以此为由,在所著《南史·文学传》中以通常被视为南齐人的丘灵鞠居首。后世对《南史·文学传》这一体例多有诟病,其中尤以四库馆臣为甚。经由考察《南史·文学传》及诸类传体例,可知李延寿的做法自有道理,后人批评有失公允。     

琴诗与哲思：苏轼音乐存在的困惑与解答

在深受释、道影响的苏轼身上，诗歌、音乐与哲学都有丰富、深刻的体现。现存苏轼琴诗展示出对音乐存在方式的高度关注。苏轼在《琴诗》中质疑音乐的存在，由此提出“琴非雅声”说，并在针对陶渊明“无弦琴”所作的翻案诗中直面消失的音乐，对乐器、音乐机制与音乐的关系作出客观评价。面对稍纵即逝的音乐，苏轼提倡音乐中的审美人格，用诗歌记录、保存，使音乐在文化、审美的层面上得以传承。     

论实践美学的开放性

实践美学有过辉煌的时期，但现在却面对各种责难与挑战。实践美学必须采取开放的策略，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戏剧中的叙述者

新时期以来,有学者对戏剧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研究,其方法论借鉴于叙述学。叙述学是通过对小说的分析而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在分析戏剧的叙述形式时,直接套用叙述学的相关理论是不恰当的,其应用时需要经过一定的转换。在小说文体中,存在两类最重要的叙述者类型: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叙述者。其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只存在于直接引语中,此时的全知叙述者沉默或者隐蔽,将叙述者的功能转让给了他(她)。同样的,在戏剧文体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可以对应于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第二文本的叙述者作为戏剧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叙述戏剧人物的外貌或心理状态等情况。在大部分戏剧文本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是沉默的,而戏剧中的人物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承担了叙述者的功能。     

政治的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概述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莎士比亚批评流派。它凸显莎士比亚研究的文化政治意蕴，从种族、阶级、性别、性以及莎士比亚与文化机制的关系的视角对莎士比亚文本进行政治学的解读。它不仅与历史上的莎士比亚文本对话，还跨越历史的空间与当下文化展开对话，这种历史的纬度使其显示出马克思辩证法的特色。     

东晋门阀政治与东晋诗风的“玄言”化

东晋“玄言”诗风兴盛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然一种诗风的出现肯定有其独特的质素所在。玄学之所以在东晋之时对诗歌施以重大影响，则由于在东晋门阀政治下，哲学意义上的玄学转化为政治话语，此亦是玄言诗潮绵延百年的重要因素。     

百年中国学人域外访书琐谈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域内”汉籍的研究上,而对“域外”汉籍,则很少涉及。近20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在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刊此次邀请七位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他们对域外汉籍的界定,域外特别是东亚的汉文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具体情况,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国内汉籍的东传以及百年来中国文人对域外汉籍的寻访,都作了精练而全面的介绍,并提出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本期刊发域外汉籍研究的一组文章,就是希冀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饶有兴趣的探索、讨论和研究。     

《孔雀东南飞》与古典叙事诗的潜流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典叙事诗中最伟大的作品,而此诗的创作年代、艺术特色等重要问题,历来有较多疑问。本文从此诗的艺术特征入手,辨析、比较其叙事诗体与印、欧史诗风格的异同,说明《孔雀东南飞》在其程式、场景的铺衍反复以及"非一致性"等特征上,与史诗并无二致;并依此可以略窥中国古典诗歌之中另一潜在的"叙事诗"的传统,它与占主导地位的抒情文学"大传统"相比,多呈现出一些"异质"的因子;并在抒情传统的抑制、影响之下,或消泯,或转化,以致其真实面目不可具睹。     

论“邵康节体”平淡诗美的诗学渊源

邵雍《伊川击壤集》中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诗学风貌被称作"康节体",而平淡是"康节体"最为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后世虽常认为邵雍诗学空诸依傍,但其平淡诗风的形成却实渊源有自。既有对陶渊明、白居易等前代诗人人格风范与创作成就的吸收与借鉴,又受到现实诗坛氛围的感召,加以自身哲思体悟的心意熔铸,遂形成了"康节体"以恬淡冲和为特色的平淡诗风。